史话》看不见的自治──未酬邦国中兴之38（朱伟岳）

笨港文化会馆展出笨港老旧照片展, 许多北港的耆老到场回忆过去的生活点滴。（郭良杰摄）

台湾出了这些死磕不息的抗日英雄，日寇们哪能心胆俱裂。因此代之以武力镇压而来的，乃是怀柔政策，以加紧建设台湾为日寇的南进基地。日寇在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已有的水利建设及铁路基础上，加强水利及交通等建设，其次就以土地或特许等条件笼络台人，因之造就了许多豪强家族，以稳固日本在台湾的统治。

故当民34年（1945）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公共建设如交通、农田水利，甚至包含城市规画、户籍制度、教育的校区分割等，都比大陆许多地方好些。但台湾同时存在不少大家族、大地主，这是一份不短的名单。也就是说，在日本人以怀柔为名的治理下，台湾变成一个较畸形的社会，土地兼并现象相当严重，导致大量地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据台湾日总督府1940年的统计，全台农民总户数约43万户，总人数297万余人（平均每户6.9人）。其中自耕农约14万户，计93万人（平均每户6.6人，占总人数27.6%），半佃农约13万4千户，计94万人（平均每户7人，占总人数31.6%）。佃农约15万4千户，计105万人（平均每户7人，占总人数35.4%）。以上各农户耕地未满一甲的有280000户占总户数65%（一甲约相当于0.97公顷，一公顷为15亩，一甲约14.5亩），这65%的百分数，正大约是当时全台为半佃农和佃农总数之和；而50至100甲的有383户，100甲以上的有272户。

像知名的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领头人辜显荣生前有妻妾六房，共育有8子4女，辜振甫是其中一子，辜宽敏（母日人岩濑芳子）是辜振甫的同父异母弟。据资料显示辜振甫一人即承接台中垦地6000甲、盐田350甲，以及其余大量房地产，其他7位儿子一定不会空手。这还仅是一家，百甲以上的中小型地主，尚难胜数。

台湾的土地，40%在全台大小地主仅约700户（总户数之1.6%）手中，其余60%土地，为约43万户（总户数之98.4%）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所有。较之我家乡广东省平远县，是紧邻粤赣闽三省省界处的一个偏僻县份，我民83年（1984）返乡时，曾蒙乡亲赠送民82年（1993）5月出版之《平远县志》一册，其中页114列有平远县土地改革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表，大致分为地主（6.88%）、富农（3.05%）、中农（26.85%）、贫农（58.66%）、雇农（1.2%）5个阶层，其中地主及富农的户数占整个农户的户数约为10%，但所占「可用农地」仅约23.4%，较之占总户数仅1.6%的台湾大、中、小地主，占可用农地40%，可见台湾土地分配的不均匀是太突出了。

上述所指「可用农地」是指当时平远县全县总农地157747亩（100%）中，减去公田66804亩（42.72%）农地后之农地90943亩（57.58%）而言，那其中公田66804亩农地所指为何？这牵涉到中国农业社会中已存在或数千年的尝、会公田制，亦即平远总农地157747亩（100%）中，有66084亩（42.42%）属各宗族的尝、会公田，非任何个人所有。

我国农业社会中，一般皆聚族而居，各安生业。平时长幼有序，各得其所。宗族中有成文的家规或不成文的规约，是谓约定成俗，如端午节就吃粽子，中秋节就吃月饼之类。族中辈分较高，并孚众望者，就成为族中士绅耆老，不一定是一个人，共同领导主持一些族中事务，这种领导不会是独裁，多由协商沟通决定。族中若有什么家务纠纷，士绅耆老们也可成为排解或判定人，所以宗族是一个家庭的扩大版，和现代社会中的社区有点像，不过宗族有更强固且直接的血缘关系，非时下之社区可望期项背者。

这尝、会公田的概念，应脱胎自遥远井田制的灵感。尝，是古人所称烝尝之简称，「冬祭曰烝，秋祭曰尝」，为宗族对祖先之祭祀，慎终追远之体现。在农业社会，一般性的聚会并不容易，定期的祭祀活动，遂成族众欢聚的盛事。祭祀的资金何来？最先应来自临时性的摊派凑钱，慢慢演变为遗赠或购置田地，是为尝产，亦即宗族之公田；由尝产种植所得，定为宗族定期祭祀之需。尝产之主要用途是祭祀，但尝产多了，也可以为特定用途，如奖助学金，公益，急难救助等。如民初军阀混战，驻军即在其防区就地筹饷。陈炯明部据潮州、梅州时，其军需饷粮即由各县摊派，再摊派至各乡、各族，我族平远县东石乡双石村（由石砌村及石角里村组成）的摊派军饷，就由尝产下开支。

除了尝产外，尚有会产，会产是特殊目的田产，如灯会，元宵节花灯用；清明会，为无尝、无产逝者扫墓用；山会，为禁山、禁猎巡狩用；兴学会，专为奖助升学育才用；长生会，相当于现代之殡仪服务。故平远县志中占总农地157747亩中66084亩（42.42%）的公田，都已经是各宗族的公有财产；尝产及会产都相当于现代银行的定期存款，其利息用途专用于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兴学育才、防旱保林、保育生态、养生送死等顺乎天理人情的民生切身要政，公田竟占全部田产的42.42%，可见当时各地的乡村，除非特别的旱灾、水灾、虫灾或兵燹之患，农民并非毫无保障。

我家乡平远县，是广东省东北边缘的穷困县分，所以才会成为苏区县，但穷困了几百年的穷困偏乡县，却有由当地各宗族自发建立的公田，其公田面积为全县耕地面积的42.42%。日前无意看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谈中国的文字，许先生是江苏无锡人，而南京、无锡、南通这三角地带，是中国最富裕的鱼米之乡之一。许先生所说，概要为：中国在东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几千年来都是大国，已经培育了经验，怎么样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个体单位，以不同的关系，不同层次，互相共处、纠葛成一个住在一块儿的共同体，共同活下去。

中国能长期维持这种地位，有两个因素相当重要。第一，中央并不集权，其次容许差异性的存在。各省各县一直到农村，每一级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当年一个县政府，除了县太爷、两个秘书，大概十来个工作人员，十来几十个人，就是县政府的编制。靠的什么？民间，是看不见的自治。这看不见的自治哪来的呢？有一群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他们不一定很有钱，不一定是官宦人家子弟，但因为他们品行不错、对人好，他们变成地方性的领袖，不是今天的土豪，也不是过去的恶霸，就是一个地方上的大家尊敬的所谓士绅，士绅并不一定有官位。

这个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乡，这批士绅基本上管了所有的地方社会福利，所有的救苦济贫、养老扶幼，孤儿院、寡妇堂、无家可归人的收容所，都是这些人在经营。他们钱不够时，他们以他们的信用，结合在一起，向商店、去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出这个钱，量力为之，长期建立了信用，工商业都愿意出钱。这些人本身不拿薪水，但这些人就是能够说到这一句话，相当可贵。

我的祖父，在太平军之后，因太平军大乱，他回忆过去，从清朝入关在江南大杀一顿，到太平军，又是两军相杀。但在这清军入关及和太平军相杀这中间200多年，我们无锡从来没见过兵，兵的影子一点儿都没见过，乡下也没见过兵。他讲，200年来，人不知兵。14州县，都如此这般。家给户足，这个境界，不容易做到，不是靠官家，而是靠当地的民间自治。

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说大同世界，但确实是比一个由法律规定的世界要更过得舒畅，是一个良好的风俗，良好的风俗是大家从上到下，大家遵守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没有刑法在后面管你，没有牢狱在后面关你，没有教堂说教，就是靠从小带大孩子如此教，学校念的书，看的课本里头都带得进去的理念，才成全了这么一个「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式的自治境界。

笔者相信无锡一定也有公田，许先生可能没看到这种资料；我也是因为看到人民政府编订的《平远县志》，才知道家乡的公田竟在全县可耕地42%以上。亦可见这种看不见的自治，极可能是全国性的，或起码儒家文化影响较多之地普遍存在；偏乡平远如此，富裕如无锡，亦皆不乏「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士。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看不见的地方自治，孙中山所提倡的地方自治，应为这传统体制的延伸及充实，非番邦或不学无术争要吃糖人士所了解者。

在西洋共产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平远尚是优先实行苏维埃制度的苏区县，若当年的共产党渡海解放了台湾，能容忍1949年时台湾这种突出的土地分配比例乎！在狂潮中艰辛保住了台湾，也争取了大家都有出头天的机缘，受惠者却霸占了国会殿堂立法院，又占取了行政院最高国务机构，竟通通宣判无罪，成为英雄，还说「吃水果，要拜树头」，真的？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