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瞿秋白历史的误会──未酬邦国中兴之25（朱伟岳）

图为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合影。（新华社）

中共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西走时，先跨过湖南省南部，到达广西省东北部的兴安、全州段，欲渡湘江再西进时，遭遇国军伏击，称湘江之战，得渡江再西进者仅剩下约3.6万人了，损失不小。然后由广西，贵州，在民国24（1935）年1月15日到达遵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排除了中共中央里面的国际派，重新确定以本土派毛泽东为党中央领导人，后再经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迹近蛮荒之地跋涉，于民国24年（1935）10月到达陕北，仅存数千人，加上陕西当地红军，总数不过一万人左右。然后有杨虎城西北军和张学良东北军奉命在陕西剿共，而有民25年（1936）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从而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的抗日作战。

但民国23年10月在江西苏区尚留下红军一个师和地方部队共约1.6万人，以疑惑国府军队的追击。这1.6万人中，有一位曾为共党最高负责人，决定发起八一起义的瞿秋白先生，红军长征出发时，他因肺病不能偕行。民国24年（1935）2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策画派员护送瞿氏往上海，于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时，被国府宋希濂部逮捕，被捕后他自称是医生赴漳访友，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瞿的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

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忙办理手续时，4月10日，国军第八师的部队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徐氏供出瞿秋白已被俘的消息，国军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而证实了他的身分。宋希濂原以为上级要把瞿秋白解送南京，层峰却命宋希濂和瞿氏来往，看能否劝导瞿氏反正；国民党中央也派人前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俄文翻译即可，皆被瞿秋白拒绝。

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他自称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民国24年（1935）6月18日早8时，瞿秋白读唐诗有感写下了绝笔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正写时，军法官到来出示枪决令，瞿秋白在绝笔诗后又写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方欲提笔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书毕，9时20分，负责羁押瞿秋白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曾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特前来恭敬表示陪伴瞿老师，由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著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瞿氏信步至亭前，背着两手，昂首直立。

拍照毕，见有下酒菜四碟，美酒一瓮，乃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时对监刑人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餐毕，10时，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长汀西门外的刑场。观看的人群拥至，但「沿途为之静肃，鸟雀停息吟唱」。瞿秋白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喊完口号便命令士兵开枪，时年36岁。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篇不是很短的文章，试录其中的引言及文章最后像结论的话，藉供今之读者一阅：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分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15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式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及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

…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

记得1932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我真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指肺病）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7、8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8、9月间（应皆指党内的争论冲突），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由上面节录《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写着：「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是他已预见到极端热烈的政治运动──红卫兵将会出现？大家都休息一下可乎！

古人说：「慷慨赴难易，从容就义难。」瞿秋白先生，没有对不起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共产党，也没有对不起华夏传统中成仁取义的文化；义之所在是什么？那是另外的故事，是公婆各有理的事了。

民国53年（1964）江苏常州在瞿秋白故居作陈列展览，中共江苏省宣传部在南京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常州的陈列展当即停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瞿秋白被红卫兵们认为是「叛徒」加上「左倾盲动主义」遭公开批判。民56年（1967）5月12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早年葬于济南南郊的墓，也遭红卫兵砸了墓，连墓地都铲平了。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民68年（1979）3月，大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到民71年（1982）9月中共十二大时，重新确定瞿秋白在中共叙事中的历史地位。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