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奉劝袁世凯别当拿破仑

吴山明创作的蔡元培人物画。(本报系资料照片

北京大学内的蔡元培雕像。(本报系资料照片)

孙中山在护法、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办黄埔军校用以完成革命「未竟的事业」。(本报系资料照片)

汪荣宝答道:「咸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袁世凯嘿然。

袁世凯乃近代历史中的枭雄,他是清末的权臣,又是民国初期的权威。汪荣宝和袁世凯在清末时曾有所接触,鼎革之际也曾合作,民国建立后随着政局的变动,他与袁氏的关系也发生了从信任杯葛的变化。

在袁世凯刚组建政府时,汪荣宝对其百倍信任,为袁争夺权力和稳固地位出谋画策。这首先表现在他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事件上。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提出须到南京就职的要求,再三电促袁南下,并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北上迎袁。袁世凯采用两面策略,表面上答应,暗中却策画计谋

反对革命支持稳定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汪荣宝列名招待员,可见他愿意听从袁世凯的派遣。在民初的其他政治活动中,汪荣宝也基本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如在北京参议院改组过程中,配合袁世凯排斥同盟会议员,防止革命派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二次革命爆发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反对革命,支持现任政府。

然而,随着地位的稳固,袁世凯开始违背共和制的原则,不择手段地打击和限制民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举国舆论哗然。袁在窘迫之中,为掩人耳目,竟采用「移尸嫁祸」之计,谎称在上海发现一秘函,内有宋教仁、孙中山、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皆犯有卖国之罪、特判处宋教仁以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袁世凯将汪荣宝、梁启超等列为陪客,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混淆视听。在这件事上汪荣宝虽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但可以想见,当得知事实真相后必定有所感触,促使他对自己一贯的态度进行反思,对袁政府重新评价。

如果说宋教仁案并未改变汪荣宝对袁世凯的信任,那么袁世凯在国会制宪过程中,屡屡掣肘,处处设阻,强迫起草者按照他的意志制宪,最终促使了汪态度的转变。一九一三年七月,国会组建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宪法委员在宪法中强调了议会的地位,对总统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于十一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不承认宪法起草委员所拟的宪法。袁世凯的种种僭越法律的举动让汪荣宝逐渐动摇了对袁的信任,他决定与其保持距离。

此时国内的形势异常复杂。革命派虽被袁世凯镇压下去,政局暂归平静,但袁氏揽权不止,并在各项政治活动均隐约显露出复辟帝制的图谋。汪荣宝保持着清醒地头脑,预感到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他深知自己无力掌控局势,随时有卷入政治漩涡中而难以脱身的危险,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取权宜之举,未雨绸缪,出国外任公使,远离中央政治,避开国内将要出现的政治风潮。针对他外任公使的原因,其后人回忆道:「君(汪荣宝)窥其(袁世凯)意,终不肯守法度,建民治,因乞外任。」这也证明汪荣宝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

一九一四年三月,汪荣宝出任比利时公使。他揣度袁世凯的心思,在赴任前辞行时心情沉重地向袁进言,很委婉地说道:「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近日办事,十有九难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恨尤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世凯却不以为然,笑道:「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是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未听到讨唐(唐绍仪)、讨陆(陆征祥)、讨段(段祺瑞)、讨熊(熊希龄)之音。」

汪荣宝诚挚地劝诫袁世凯,嘱其实行责任内阁制,勿行总统制,万一国民反对政府,还有总理可以作为回旋缓冲,总统所担任的责任就相对减少,这仍是为袁着想和考虑的。

袁氏权力圈边缘人

总之,汪荣宝虽然在政治上依靠袁世凯,佩服袁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具有的胆略,但对袁不择手段打击民主的做法极为反对。他最终没有成为袁的幕僚,也未受到袁的宠信,因此不可能成为袁政府中的要员,只能算袁氏政治权力圈中的边缘化人物。

随着袁世凯复辟活动的展开,汪荣宝对袁的态度发展了骤变,成为帝制的反对者。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于一九一五年又重新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宪,召时任比利时公使的汪荣宝回国参与。汪荣宝奉命回国,袁世凯想探知对称帝的态度,遂召见谈论中西政治,询问西方各国对中国国体的意见,汪荣宝答道:「咸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袁世凯嘿然。他亲眼所见欧洲各国之民主和宪政政体,认定民主共和制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此时再退回去搞帝制是违背历史潮流,尽管话语含蓄,并未直接指责帝制,但反对复辟帝制之意已很明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