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当人的尊严成了奢侈品

座落阳明山腰的「林语堂故居」。（林语堂故居提供）

丁玲。（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林语堂坚信民族独立是基本的人性欲望。西方外交家个个小心翼翼，不敢为波兰或匈牙利的自由发声，最多只能想到如何把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拉到「我们的阵营」，但「就是没想到波兰的爱国者是为了他们自己而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林语堂坚信，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人性动力」，「最终必将压垮俄罗斯帝国」。

未来是俄罗斯皮鞭的天下，血腥的世界，无神的世界，到处都会听到皮鞭抽打的声音。但愿我们的子孙辈一生下来就配有厚厚的肩背皮肤。

两面旗帜背后的虚伪

海涅的预言不幸言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风暴席卷世界。到一九五七年林语堂写此书时，共产主义已经历了四十个年头，控制了半个世界，正向世界其他地区不断扩张。林语堂在新加坡的经历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让他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实质威胁，也让他看到共产主义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但是在这场意识型态之战面前，面对苏维埃的宣传机器，西方民主世界几无对策。在林语堂看来，「艾奇森的宽容、遏制、满足政策，建基于一个乡愿式的逻辑：铁幕外面的事情不用你管，那铁幕里面的事情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产主义宣传通常打着两面旗帜：为劳工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摇旗呐喊，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摇旗呐喊，从而在世界各地影响日深。林语堂套用《孙子兵法》名言「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呼吁自由世界在意识型态之战中采取攻势。《匿名》一书之主旨便是要晒一晒四十年来苏维埃共产主义实践的纪录，从而掀开这两面旗帜背后的虚伪。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弘扬工人阶级利益，苏联成立时也宣称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翁。那么，苏联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里的工人阶级现在到底过得怎样？真相是：苏联的劳工阶级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迫之下。工会对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议价权力，工人的工作不能随便换，所有工作都由党来分配。工人的工作受到严格监控，纪律严明，而且还要举办「社会主义劳动比赛」，工人的体力受到极限挑战。另外，在苏联还有童工、女工和奴工。在英国，妇女禁止采煤矿，但在苏联，妇女在危险的煤矿井下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强制性劳改营构成苏联劳工的另一幅景观。关键是：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创造出一个明显的特权阶级：官僚阶级，包括共产党干部和工厂管理阶层。

深藏于人性的表现

在林语堂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严重低估人性，因而注定要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幼稚透顶。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产生了一个官僚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也是人性的体现，追求权力和金钱实乃人性之一面。

民族主义是另一个深藏于人性的表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已经敲响了苏维埃帝国主义的丧钟。苏联把自己标榜成战后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旗鼓手，实在很讽刺。林语堂列出了二十一个被俄国吞并、建立起伪政府的国家和地区：格鲁吉亚、乌克兰、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斯坦以及外蒙。林语堂指出，二战不是按意识型态划分阵营，而是以民族主义划分阵营，民主国家同苏联结成尴尬的同盟击败法西斯阵营。

这种同盟掩盖了史达林政权的极权性质。「世界上的共产党人都痛恨法西斯，好像两家水火不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二十世纪史达林发展出来的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它们对人性、人权价值都不屑一顾，同样残暴凶恶。」林语堂坚信民族独立是基本的人性欲望。西方外交家个个小心翼翼，不敢为波兰或匈牙利的自由发声，最多只能想到如何把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拉到「我们的阵营」，但「就是没想到波兰的爱国者是为了他们自己而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林语堂坚信，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人性动力」，「最终必将压垮俄罗斯帝国」。

林语堂认为，共产主义问题最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有关我们人类往何处去，有关人性尊严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享受言论自由，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可以任意批评，这正是文明的民主社会象征。但西方有些「住在豪华顶层公寓的共产党人」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代表人类的「进步」，而「整个美国的金融经济腐烂透顶，当今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国家控制、少一点「个人自由」，这种批评可谓走火入魔。四十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处处削弱人性尊严。所谓「进步」，实质上是回到野蛮，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在林语堂看来，安德列．纪德的案例很重要。纪德是位理想主义者，一开始以为苏俄让他梦想成真。但他毕竟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头脑，勇于探索。经过对他的梦想国度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他毅然而去，并就所谓共产主义「天堂」向全世界宣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也没有像苏俄那样对思想实施如此恐怖的禁锢与封锁。」在一个受秘密警察严密监控的社会，人的尊严就成了奢侈品。两位革命后最佳的俄国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都自杀了。

林语堂还指出，正当他写《匿名》一书时，中国的报纸报导了中国女作家丁玲的故事。丁玲曾获史达林文学奖，但现在已被打倒，被迫像女佣一样擦地板。林语堂还回忆了王实味的故事。三○年代在上海，王实味曾经给林语堂主办的杂志投过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