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袁世凯不断破坏制宪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图中央前方白发手持帽者即为袁世凯。（摘自网路）

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本报系资料照片）

袁世凯。（取自网路）

袁世凯于十月十日当选为正式总统后，其破坏制宪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汪荣宝与宪法起草委员保持着一致意见，决定加快制宪进程。

关于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体现的是在现代宪法框架下将儒家思想制度化的方式，这必将与信仰自由等民主原则有所冲突，使多数宪法委员感到若定孔教为国教即违反宪法的精神。汪荣宝采取折衷方案，避开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争执，使得多数议员能够达成共识，促成通过该案。

汪荣宝之所以提倡和支持孔教入宪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原因的。从思想上来看，他作为富有保守情怀的知识份子，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对传统文化抱有难以割舍的情愫。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原来与政治体制融为一体的制度化的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其固有的支持，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儒家文化的传播管道、儒家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联被割断，造成儒家思想「魂不附体」的状况。为重新找回儒家文化的价值，他竭力支持孔教入宪，以使儒家文化回归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

私心自用干预制宪

从社会现实上看，民国初期社会秩序混乱，国民信仰出现真空，亟需一种能够统摄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理论。汪荣宝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对整合社会及规范国人行为具有制约作用，这是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道德维系力量。因此，他试图仿效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政教分离的方式，将儒家宗教化，使儒学作为人生的向度，以约束国人的道德和规范社会秩序。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陈焕章、康有为、汪荣宝等一批知识份子的观点，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思考和理解：正是担忧传统文化的命运，正是看到当时社会缺少信仰无序的危险，正是预测到挣脱出文化制约的人们可能会演变成崇尚武力的恶魔，他们才重视儒家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坚持将孔教写入宪法，明定为国教。而民国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们观点的合理性。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某种程度上置议会超越政府的地位，这与袁世凯的初衷相违背，袁氏即有心干涉制宪。「二次革命」的骤发提供了借口，他首先派军警逮捕褚辅成、张我华、赵世钰、刘恩格四位国民党宪法起草委员，随后又采取要求增修《临时约法》、直接派人干涉制宪、拉拢软化宪法委员、指使各省都督和民政长官反对宪法等种种手段，破坏宪法的顺利制定。

袁世凯的肆意干涉让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汪荣宝警觉起来，他敏锐地意识到临时大总统有意破坏新的民主制度，倘若不加抵制恐有大逆之可能。他和宪法委员一起不畏压力，抵制袁氏的破坏活动，坚持按照民主共和精神起草宪法。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中，针对以上被袁世凯逮捕的四名起草员的资格问题，委员长汤漪提出褚、张、赵、刘四委员已缺席五次，请假七次，照相关规则应解职另补。汪荣宝则当即反对，他认为规则中所定的是「无故缺席」方可解职，而四位委员明明有故，不得到会，故万万不可解职。其他委员均表赞同。

当袁世凯咨文要求修改《临时约法》时，汪荣宝和其他宪法委员一致称：宪法即将制定颁布，约法即当废止，现在修改约法无异于画蛇添足，拒绝修约要求。为对抗由袁世凯亲信梁士诒联络组织的公民党，宪法起草委员会内进步党、国民党、共和党等党派彼此协商，于十月十二日组建了新的政党「民宪党」。

该党的宗旨是：「群策群力，以相结合，以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对于国家负忠诚之义务，如有摇撼民主国体者，则竭力维持之、保护之。对于政治先培养国力，而继之发扬国光。政府而有逸出宪政之常规，吾党则认为之为公敌，不为阿谀，亦不专为攻击为事，务以公平之态度，为完密之监督。」

决定加快制宪进程

当时进步党的李国珍、丁世峄、刘崇佑、蓝公武等，共和党的黄云鹏、汪彭年等，国民党的张耀曾、谷钟秀和汤漪等均加入了该党。自民宪党成立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有半数成员列名其下，结果使国民党、进步党两党所占委员数大为减少。对进步党而言，其对于拥护该党主张的已几无冲锋陷阵之人，在宪法委员会中，「发言有章，足以动听者，惟汪荣宝一人耳。」

袁世凯于十月十日当选为正式总统后，其破坏制宪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汪荣宝与宪法起草委员保持着一致意见，决定加快制宪进程，从十月十四日起宪法开始二读，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连续开会审议宪法。十月二十七日，全会对第八十四条国会委员会问题再次进行议决，委员们均坚持设置，并在讨论时将「委员」二字删除，议定「惟国务员得到议院发言」，以避免政府对宪法的干预。

二读完毕后，汪荣宝和其他四位起草员又争分夺秒地撰写条文，到十月三十日晚七时，将宪法条文整理完竣。十月三十一日，宪法委员会举行三读，通过宪法草案。（接右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