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第五纵队阴谋破坏
趁着战争爆发之际,中共组织了大规模群众集会支持新政权,并声讨几个月前毛所提到的敌人。十月十日,本是国民党时代的国庆日,毛在这一天发表指示,要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大整肃将连同土改一起横扫全国,无人可以逃避。
在毛发表上述谈话后不到三周,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北韩的入侵。几天后,杜鲁门总统对南韩盟友伸出援手,联合国军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率领下发动反攻,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把北韩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北──这一天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万中国军队悄悄进入北韩境内。一周后,他们在中韩边境地区向联合国军队发动攻击。
失败归罪于敌人
趁着战争爆发之际,中共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支持新政权,并声讨几个月前毛所提到的敌人。十月十日,本是国民党时代的国庆日,毛在这一天发表指示,要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大整肃将连同土改一起横扫全国,无人可以逃避。
时至一九五○年十月,到底还有多少「土匪」和「特务」对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呢?官方的宣传媒体不断发出警告,声称有暗藏的特务和第五纵队阴谋破坏及颠覆政权。这种臆想从中共政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新政权的统治者始终活在自己想像出来的阴影里。长期以来,中共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将所有的失败都归罪于敌人──有些敌人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是想像出来的。每次发生往井里投毒或粮仓失火之类的事件,总要怪到潜伏的间谍或地主身上。普通农民只要稍有反抗──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就会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党在刻意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一方面是为了警告大家谨言慎行,同时也是为了制造各种借口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不过,在中国南部,倒也确实存在一些威胁新政权安全的因素。例如: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就爆发了几十起武装反抗政府的群众暴动。至一九五○年夏,广西已有一千四百多名干部和七百多名士兵遭到围攻和杀害。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共产党在广西曾歼灭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但很快各地就出现了武装反抗势力,并不断有农民加入反抗者的队伍。在玉林县,有两百多名村民参与了武装叛乱。
在邑宁县的一个村子,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逃入森林,加入反政府的游击队。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对国民党采取游击战术,对其发动突袭和伏击,攻击薄弱环节后迅速撤退到农村地区。毛在一九三○年写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如今,中共在华南地区却成了游击战术攻击的对象。
延安窑洞思想改造
延安曾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如今经常可以见到一车车的游客,像朝圣者一样在黄土丘前徘徊。旅游团的游客们戴着同样的帽子,身穿同样颜色的衬衫,涌入毛泽东当年工作和住过的窑洞。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着那间简陋的卧室:墙上刷著白粉,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只脸盆,墙上挂着一幅毛的全家福,照片里是毛和他的第四任妻子,以及他的一个孩子。窑洞开凿在土质松软的山坡上,游客们纷纷在洞外摆出各种姿势照相。
七十多年前的延安,数万年轻人来到这里投奔共产党,其中有学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和记者,他们都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并渴望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事业。经过长途跋涉后,许多人到达延安时倍感兴奋,远远地看到延安的标志性建筑,禁不住会热泪盈眶,还有人站在卡车的车斗里欢呼,放声高唱〈国际歌〉和苏联的〈祖国进行曲〉。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主张自由、平等、民主和其他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观念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然而,他们很快就感到失望了。他们发现延安并非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是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单位都有三个不同的食堂,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用最好的食物。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食、糖、食用油、肉和水果的供应到医疗保健,乃至获取资讯的管道等,全都取决于一个人在党的等级系统中的地位高低,甚至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烟叶和信纸的品质也不相同。处于较低等级者很少得到医疗服务,而高级领导们则配有私人医生,并可把子女送去莫斯科。全党的最高领袖就是毛泽东,他坐着延安唯一一辆汽车到处跑,住所宽敞,而且为了提高舒适度,还特地装上了暖气。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号召延安的年轻人批判「教条主义」及其奉行者──也就是他的对手王明和其他从苏联回国的领导人。很快地,这场批判运动就失去了控制。有些批评者脱离了毛的本意,转而对延安的现状表示不满。例如:有一位名叫王实味的作家,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写了一篇散文,指责「大人物」们高高在上,「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生病的人却「喝不到一口面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