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阎锡山老谋深算 拒公开反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合影。（本报资料照片）
我父亲觉得，最高统帅对待张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把他宠坏了，平时亲密的程度，情同父子，张学良也就恃宠而撒野，非要委员长屈从其意不可。殊不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兵变也好，兵谏也好，个人的鲁莽行动对国家却有深远的影响。
但父亲确实相信，事变并非出于预谋，而是临时起意。因为事变当时，东北军都在剿共前线，要到事变发生之后，才急调一部分军队回师西安。父亲在那段时期与张学良朝夕相处，张副司令在起事前和起事后，曾与山西的阎锡山将军秘密商议过，但阎是老谋深算，虚与委蛇，实际是各怀主意。
最高统帅宠坏了
阎虽忧虑日本对华北的图谋，也认为蒋倾全力来打剿共内战十分不智，但他并不赞成公开反蒋，逼得张学良最后只好放弃与他商议：「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张自以为是一腔忠愤，却无法得到阎锡山的认同。
对于事变的发生，一般人总认为，张学良是少年得志，率性而为。张学良十九岁那年，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办的军校「讲武堂」一毕业，即被任命为旅长，那年年底被提拔为陆军少将。虽因无能丢掉了整个东北，一九三六年他还不到三十六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我父亲觉得，最高统帅对待张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把他宠坏了，平时亲密的程度，情同父子，张学良也就恃宠而撒野，非要委员长屈从其意不可。殊不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兵变也好，兵谏也好，个人的鲁莽行动对国家却有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在事变前大约两个月，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张学良就以电话召我父亲去面见。
他表示，不知东北部队在前线的实况，他想亲自去看一看，又分不开身，派别人去又不放心，所以要我父亲去跑一趟。
对父亲来说，长官交代的任务，自然义不容辞。奉到指示，就按照与他职务有关的事项，包括后勤业务，军容士气，兵员马匹武器弹药，以及服装粮秣阵营用具等项，拟定视察的纲要，每到一处视察完之后，还要征询部队长的意见，连同视察所得，归来后一并呈报。
父亲认为，张副司令与部下谈话有两个好习惯，其一是他讲完话交代了任务之后，就要听命的人复诵一遍，无误之后，才算结束，以免有所偏差。其二是他讲完话，时常要反问听者是否有话要说，务必确认听者明了他的意思。
这次讨论父亲所拟的视察纲要，也是如此。谈完后，副司令面授机宜，父亲也照例来一个复诵无误后才离开。张学良随即发电文给各个部队长，要他们遵照指示，接受视察。电文末了还加上「如良亲临」四个字。
我父亲回到经理处，就邀集高级幕僚，商定视察团人选，计有随行科长张文彬和其他同事三人，都是在东北军中服务很久，熟悉部队事务的人。
一行五人，辞别了张副司令，即时出发。前线的防区辽阔，部队驻地又分散，因此到达各个驻地和离开的日期，都需事先由经理处拟定日程，分别知会各部队，以便他们在时间上能够配合视察团的行程，而且还须说明视察团的食宿，因在交战地带，无法自理，只有仰赖各部队代办，但会在视察团出差旅费中支付他们的垫款。行车用的汽油，只有就地借用后，再请他们自行列报补还。父亲不愧是军需出身，在这些方面都设想得很周到。
敌军挖地道炸城
视察的行程是按当时部队的驻地分布，从西北剿总的驻在地西安出发，经咸阳、泾阳、三原、耀县、铜川、金锁关、宜君、黄陵、桥山、黄帝陵。交河口而到洛川。洛川是陜北的重要据点，北距延安大约只有一百公里。据父亲的了解，在北洋政府时代，没有镇守官署的驻地叫做柳营，这是取义于汉文帝时周亚夫所称细柳营的意思，视察团就在这里住宿。
视察团行程的另一线是由咸阳向西行，经醴泉、乾县、永寿、长武、泾川、而至平凉、瓦亭，向北到固原云雾山，深入红军驻扎区。固原城是西北的古迹之一，老百姓一般称作骰子城，北西东南有四个城门，分别称为瓮城，也就是城门外筑的围墙。城内有一个类似法国巴黎凯旋门似的建筑。
清代甘肃省的提督军门，就驻节在这个号称三边重镇的固原城，每隔三年巡边一次，其余的时间是由三边驻军每年来此向提督军门述职。固原北门城外，宋代是杨家将的大营。
在我父亲去到的时候，仍称作大营。大营一直往北，则有二营、三营、……直到七营。当时七营是面对红军占领区的最前哨了。视察团一行和驻军首长分乘两辆吉普车，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驱车直往。但七营那时正在对敌作战，驻军首长担心，冒着炮火直接闯过去，会发生危险。父亲表示并不惧怕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就转忧为喜，下令检查车辆状况，沿途加速行进，不能停车，直趋七营。以免停下来会让共军瞄准目标，白白牺牲。沿途见到的是渺无人烟的一片荒地，屋舍都成废墟，偶尔还听到远处毕剥的枪炮声。
到了目的地，发现七营所在地是一方形土城，视察团一行人登城北望，还隐约可以见到敌军人形闪动。守城部队指挥官说，前几天敌军还逼到城下，他们兵力单薄，不敢出击，只能撄城自守。这样相持了几天，对方毫无动静，才发觉敌军正在挖地道。地道挖到城墙脚，恐怕就要埋炸药炸城。守军大为惊恐，如果城墙被炸毁，他们就无险可守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