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宪政改革的实践──奉劝袁世凯别当拿破仑（十二）

汪荣宝答道：「咸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袁世凯嘿然。

袁世凯乃近代历史中的枭雄，他是清末的权臣，又是民国初期的权威。汪荣宝和袁世凯在清末时曾有所接触，鼎革之际也曾合作，民国建立后随着政局的变动，他与袁氏的关系也发生了从信任到杯葛的变化。

在袁世凯刚组建政府时，汪荣宝对其百倍信任，为袁争夺权力和稳固地位出谋画策。这首先表现在他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事件上。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提出须到南京就职的要求，再三电促袁南下，并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北上迎袁。袁世凯采用两面策略，表面上答应，暗中却策画计谋。

反对革命支持稳定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员。汪荣宝列名招待员，可见他愿意听从袁世凯的派遣。在民初的其他政治活动中，汪荣宝也基本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如在北京参议院改组过程中，配合袁世凯排斥同盟会议员，防止革命派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二次革命爆发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反对革命，支持现任政府。

然而，随着地位的稳固，袁世凯开始违背共和制的原则，不择手段地打击和限制民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举国舆论哗然。袁在窘迫之中，为掩人耳目，竟采用「移尸嫁祸」之计，谎称在上海发现一秘函，内有宋教仁、孙中山、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皆犯有卖国之罪、特判处宋教仁以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袁世凯将汪荣宝、梁启超等列为陪客，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混淆视听。在这件事上汪荣宝虽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但可以想见，当得知事实真相后必定有所感触，促使他对自己一贯的态度进行反思，对袁政府重新评价。

如果说宋教仁案并未改变汪荣宝对袁世凯的信任，那么袁世凯在国会制宪过程中，屡屡掣肘，处处设阻，强迫起草者按照他的意志制宪，最终促使了汪态度的转变。一九一三年七月，国会组建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宪法委员在宪法中强调了议会的地位，对总统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于十一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不承认宪法起草委员所拟的宪法。袁世凯的种种僭越法律的举动让汪荣宝逐渐动摇了对袁的信任，他决定与其保持距离。

此时国内的形势异常复杂。革命派虽被袁世凯镇压下去，政局暂归平静，但袁氏揽权不止，并在各项政治活动均隐约显露出复辟帝制的图谋。汪荣宝保持着清醒地头脑，预感到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他深知自己无力掌控局势，随时有卷入政治漩涡中而难以脱身的危险，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取权宜之举，未雨绸缪，出国外任公使，远离中央政治，避开国内将要出现的政治风潮。针对他外任公使的原因，其后人回忆道：「君（汪荣宝）窥其（袁世凯）意，终不肯守法度，建民治，因乞外任。」这也证明汪荣宝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

一九一四年三月，汪荣宝出任比利时公使。他揣度袁世凯的心思，在赴任前辞行时心情沉重地向袁进言，很委婉地说道：「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近日办事，十有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恨尤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世凯却不以为然，笑道：「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是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未听到讨唐（唐绍仪）、讨陆（陆征祥）、讨段（段祺瑞）、讨熊（熊希龄）之音。」

汪荣宝诚挚地劝诫袁世凯，嘱其实行责任内阁制，勿行总统制，万一国民反对政府，还有总理可以作为回旋缓冲，总统所担任的责任就相对减少，这仍是为袁着想和考虑的。

袁氏权力圈边缘人

总之，汪荣宝虽然在政治上依靠袁世凯，佩服袁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具有的胆略，但对袁不择手段打击民主的做法极为反对。他最终没有成为袁的幕僚，也未受到袁的宠信，因此不可能成为袁政府中的要员，只能算袁氏政治权力圈中的边缘化人物。

随着袁世凯复辟活动的展开，汪荣宝对袁的态度发展了骤变，成为帝制的反对者。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于一九一五年又重新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宪，召时任比利时公使的汪荣宝回国参与。汪荣宝奉命回国，袁世凯想探知对称帝的态度，遂召见谈论中西政治，询问西方各国对中国国体的意见，汪荣宝答道：「咸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袁世凯嘿然。他亲眼所见欧洲各国之民主和宪政政体，认定民主共和制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此时再退回去搞帝制是违背历史潮流，尽管话语含蓄，并未直接指责帝制，但反对复辟帝制之意已很明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