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宪政改革的实践——南北分裂 蒋介石领导北伐（二十四）

一九二七年后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蒋介石领导的南方革命军誓师北伐，决心推翻现有政府另立新政权，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趁中国南北内乱之际，日本政府为阻止南京军队北上，保护其在华北之特殊势力和权益，五月二十七日，田中内阁悍然通过出兵山东决议，同时增兵青岛、济南等处。

汪荣宝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并奉政府之命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重抗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他访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抗议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要求日本对中国局势保持不干涉态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各方势力的打压被迫下野，于十一月初到日本访问，十一月三日会晤汪荣宝，谈及中国政局情形和日本的关系。

蒋介石回国重新执政后，进行第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占领济南，五月一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济南遇日军挑衅，三日，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闯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七人。

之后又重炮轰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亡达六千余人、伤一千余人的济南惨案。汪荣宝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向日本严正抗议「第二次出兵山东」。一九二八年六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持东北政权，加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接触，但日本无理干涉，七月初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访问张学良，要求张中止易帜，否则将采取行动。汪荣宝奉命于七月二十一日、三十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停止干涉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对日交涉问题极为复杂，汉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济南惨案等中日间的重重悬案难以解决，尤其是济南惨案给中国军民造成重大伤亡，而日军驻兵济南无意撤离。作为驻日公使的汪荣宝面临着众多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争取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承认和支持，同时又要与日本进行艰苦的谈判，还要保证双方谈而不破，可见其身负之重任。

在中日对济南惨案的交涉中，田中内阁以出兵山东制造惨案阻碍北伐的目的未能实现，因而在谈判中想要用「强硬」态度迫使南京尽快屈服了结，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态度非常傲慢，且不肯屈尊南下，转饬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执行谈判。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矢田访见中国外长王正廷，告以日本欲快速结束济案，除一口气开列要中国政府道歉、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日本在华侨安全的四项要求作为谈判原则外，还提出中日谈判地点应放在济南等无理要求，遭到王正廷的严词拒绝。

在此后的谈判中间，汪荣宝成为日本和南京政府交涉的消息通道。八月底矢田应召回国，接受了所谓的田中对华新方针，九月六日自东京返任，汪荣宝及时将日本对华政策电告外交部：田中已授矢田以交涉济南惨案全权，期盼中国不提赔款、惩凶、道歉、只要求不再发生此类不幸之保障，为国民政府了解日本策略提供了准确的资讯。

十月十九日，外长王正廷和矢田七太郎在南京商洽，中国方面提出一并解决旧约修订、济南惨案、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等中日间各项悬案的想法，并坚持济案解决必须以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山东为前提，日本方面则只愿先解决宁案与济案，并企图将济南撤兵问题当作谈判中的筹码，交涉陷于僵局。期间汪荣宝奉命向日政府声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并与外务省各员进行交涉，力图快速解决各种悬案，经过曲折反复的谈判，终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达成解决济南惨案的协定，签署《中日济案协定》，协定签订后经双方协商，日军将于五月二十日全部撤离山东。第二日汪荣宝发电致外交部，报告交涉圆满解决，并嘱向主席和部长转达庆忱。

中央政府的执政方针和外交策略关乎与各国外交关系，而北洋政府因内部派系斗争不断，为争夺地盘和控制中央，频发战事，每届政府对外政策未能保持一致。汪荣宝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时局却甚为重视，保持着对局势的高度敏感，除经常与外交部发电沟通外，还与国内政要和友人保持通信往来，探知国内动态，他和张作霖、孙传芳、王宠惠、曹汝霖、孙润宇、汤尔和等联络不断，他关注国内革命运动进展，对南北分裂之局势力主议和统一，以驻外公使的身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各方势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