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上）
白先勇（右）1963年赴美留学，在台北松山机场与父亲白崇禧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本报系资料照片）
在大陆时期，父亲国事繁忙，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不多，即使有，也是间歇性断断续续的，难得像在台湾有一段十几年未尝中断的日子。家居生活虽然平静，表面上好像无事，其实有形无形的压力，四面八方涌来：特务的监控、政治上大大小小的打压，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抵挡得住。父亲涵养深，喜怒不形于色，但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也只有自己一个人暗暗承受。有时候我看见他独自在院子里缓缓的练习着太极拳，有时候一个人背手俯身，在欣赏花架上那十几盆许丙送来名贵的素心兰，这大概就是他排遣寂寞的方式吧！其实父亲内心最沉痛、最沉重、最难以启口的还是大陆的陷落，整个国民党政权的瓦解，桂军子弟兵风流云散。痛定思痛，也只能默然。
．亲闻三事
有人问过我：难道白崇禧都没有说蒋介石的坏话？
我说我听过三则：
其一：蒋委员长有一次检阅，骑着马进阅兵场，旗兵执大旗往前一挥行礼，委员长的座骑受惊人立，把委员长重重抛下马来，委员长受到惊吓，以后阅兵骑马，总有马夫在旁紧执马缰，以保委员长的安全。
父亲叙述这段蒋介石不善骑马的故事，面上颇有得色。因为父亲在国民党将领中以马术精娴著名。北伐时，他俘虏了张宗昌一匹千里名驹「回头望月」，这匹走马全身赤红，臀部有一圆圈白毛，父亲说他骑在那匹千里驹上，放蹄奔去，马的腹部几乎贴地飞行。抗战期间，父亲获另外一匹名驹「乌云盖雪」，那是一匹浑身乌亮的黑毛，四足蹄上却是白毛，如乌云盖雪的高大烈马，只有父亲能降得住牠，别人骑上去，一摔便把人抛下马来。父亲身着戎装马靴，骑在「乌云盖雪」上，雄姿英发，着实抢眼。难怪在马上，他要跟蒋介石比划比划。
其二：北伐汀泗桥之役后，蒋介石总司令检阅军队，检阅官张治中作陪，检阅场上下过雨，土地泥泞，蒋总司令穿着光亮的马靴，一脚踏进烂泥里，马靴沾上污泥，张治中在一旁当众马上俯身蹲下，掏出手巾替总司令擦靴，目睹这一幕，父亲从此对张治中便有了看法，作为检阅官，如此卑躬屈膝，父亲瞧不起他。张治中善于阿谀逢迎，甚得蒋介石宠信，历任要职，甚至揽为侍从室主任，为贴身近臣。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总统时，与中共和谈，令张治中领团赴北平，张治中一去不返，竟投向毛泽东了。中共建国以后，张治中在毛泽东跟前一样受宠，吃得开，一大串的官职，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能周旋于蒋、毛之间，左右逢源，可见其人政治手腕之高。在这两位霹雳巨星之间，即使做一个弄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张治中投向毛泽东，是蒋介石心中一大创痛，如此亲信的股肱之臣，竟也弃他而去，让蒋更感到众叛亲离。
其三：蒋介石总统有一次召集干部开会，不经意放了一个响屁，其臭难闻，坐在右手边的立法委员刘文岛突然喃喃自语说道：「不臭！不臭！」与会者莫不忍俊不住，总统大为尴尬。刘文岛拍马屁拍错了地方。
蒋介石在日记里常常怀疑白崇禧在外面诋毁他。其实父亲讲的这些故事都是「史实」，不算「诋毁」。说到他跟蒋介石的关系，父亲倒说了一番真心话：
「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
蒋没听他的话大概指的又是一九四六年东北四平街那一仗，还有一九四八年徐蚌会战。蒋、白之间的分歧，误了国家大局。
在台湾漫长的逆境中，母亲马佩璋女士便成为父亲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了。母亲陪伴着父亲共渡难关，她那一股傲霜枝的无畏无惧、雍容大度，一点也不输给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更是难得。母亲生长官宦之家，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一旦嫁给父亲，马上卷入军政风暴，结婚一年，便随父亲北伐，曾经冲封锁线，爬战壕。北伐结束，蒋桂战争，父亲先仓皇逃走，来不及通知母亲，大雪夜，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大姐先智，逃向天津塘沽，坐船至香港。中央攻打广西，母亲又随父亲逃到安南河内。抗战期末，桂林陷落，母亲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加入湘桂大撤退，日军步步进逼，千辛万苦，才抵达重庆。谁知胜利不到四年，母亲又领着我们逃到香港，逃到台湾来。父亲常年在前线打仗，家中全靠母亲一手撑起，使得父亲没有后顾之忧。
到了台湾，父亲的地位受到政治打压，官场里世态炎凉，当然也会影响到母亲，母亲刚随父亲入台时，某天在圆山饭店的大厅里遇到与父亲几十年的老同僚一位高级将官，在重庆两家还住在一巷之隔，他的夫人，母亲很自然地趋前握手打招呼，那位夫人面露惊惶，左顾右盼，低声道：「对不起，我们在这里讲话，给人看见不方便。」说着一溜烟便消失了。从此，母亲跟那位夫人一家便断绝了来往。
母亲个性热情率真，不讲虚套，她素来不喜官场酬酢，台湾官场里的虚情假意，她更瞧不上眼了，官方的宴酬，她一概托病推辞，只有一年一度，宋美龄的宴请，她无法推却。母亲说蒋夫人宋美龄对她还是优礼有加的，每次宴罢都亲自送至门口。只有一两次是妇联会的总干事皮以书抢着替夫人送客。
母亲热爱生命，热爱朋友，在那样郁闷的环境里，她仍设法自得其乐。母亲爱看戏，那时永乐戏院常上顾正秋顾剧团的戏，顾正秋的几出拿手戏《玉堂春》、《锁麟囊》、《汉明妃》、《龙凤呈祥》、《四郎探母》她都去捧场看过了，而且回来还跟朋友点评一番。永乐戏院设备传统简陋，座椅是硬木板的撬撬椅。但是永乐戏院顾正秋的京戏，那些年熨贴了多少外省人内心的乡愁。
有时候母亲的一些老朋友会到家里来陪她玩几圈小麻将。母亲好胜心强，有永不服输的个性，赢了高兴，把赢来的钱都拿去请客，输了不服气，说下次再扳回来。从前在广西，父亲禁赌，我们家从来没有麻将聚会。到了台湾，父亲不在其位，家里当然也就「开禁」了。事实上父亲巴不得有朋友来陪伴母亲玩玩小牌解闷。父亲心里对母亲是深怀歉意而又充满敬意的。母亲跟随父亲实在没享过什么福，在大陆上几十年兵荒马乱，战争逃难的时候居多。到了台湾，随着父亲地位的降落，母亲当然也受连累。幸亏母亲并非一般女流，她也曾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世面，而且在大是大非上，深明大义，这是父亲最敬佩她的地方。对于物质享受，有，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她住在松江路那幢丙级公务员木板房里，夏天像蒸笼，台风来了会漏水，从没听她说过半句怨言，也从来不再提起从前我们在桂林、南京、上海的那些房子。拿得起，放得下，是母亲的强项。母亲一生都灌注在我们身上，十个儿女的重担，她一肩挑起。战乱中，我们在她翼卵之下，得以一一成长，而她自己，生命却因此耗损，到了晚年，身体多病，血压起伏不平，常常要进医院。
父亲虽然注重子女教育，严格要求，但在大陆，他都没有时间亲自督导，教育重担还是落在母亲身上；到了台湾，父亲终于有时间监督两个幼子先刚、先敬了。偏偏先刚读书不灵，成绩单上常常出现红字。我曾说我们的家庭地位是按成绩单来排列的，当然先刚的地位就排到很后面去了，有时先刚被父亲盯得走投无路，幸亏母亲出面挡一下，要不然先刚在家里的日子更不好过。我们家的老幺先敬本来是父亲的「爱儿」，从小就跟着父亲，替父亲提皮包，脱靴子。先敬聪敏机伶，小学时候得过许多奖状。可是到了中学，他的叛逆性格便出来了，父亲逼得愈紧，他的反弹愈大，两父子杠上了。父亲施用高压手段，鞭子也打断了一条，先敬就是不求饶，原来他也遗传到父亲宁死不屈的强硬性格。父亲气得喘吁吁，对付这个幺儿，莫可奈何，他发现原来「练兵」和「训子」根本是两回事。母亲在一旁看着父亲训子的窘态，有点幸灾乐祸的笑道：「我带大八个，个个好好的，你连两个都搞不定。」
父亲提起先敬虽然恨得牙痒痒，恨子不成龙，其实他心里最疼爱的还是这个曾经替他提皮包、脱靴子的老幺。
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前后，我们家几位年纪大一些的兄姐们，都从上海、香港离开到美国去了，其他一半便跟着父母到了台湾；在美国的兄姐各自努力读书，在异国自求生活。本来父母亲还很放心，至少有一半儿女在人生路途上渐上轨道，可是晴天霹雳，一九五六年，三姐先明被护送回国，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明姐的病是父母亲晚年最沉重的打击。明姐排行第六，在我们十个手足里是心地最善良、最纯真的一位，父亲曾说过：「先明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坏字眼。」知女莫若父，明姐幼时，长相可爱，圆头圆脸，父亲暱称她苹果妹。其实明姐是个害羞内向的女孩，表面温顺，不与人争，可是她的自尊心极强，凛然不可侵犯。母亲对于十个子女，已尽力做到公平，但明姐沉静腼腆，母亲热情豪爽，两人个性上的差异，亲近不起来。母亲以为明姐安静无事，就没有太把注意力放在明姐身上，何况那时兵荒马乱，母亲支撑全家大小，还加上七亲八戚，早已精疲力尽，女儿的心思，母亲顾不到了。我跟明姐从小亲密，只有我在她隔壁房听到她一个人暗泣的声音，少女的寂寞不容易为外人所了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