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典里没有难这个字─忆我父亲任显群（上）

1950年夏，顾正秋（执麦克风者）与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著白衣黑群者）等人赴莺歌劳军。

1964年冬，新闻界老友结伴赴金山农场探望任显群、顾正秋（中）。左二「国语日报」发行人洪炎秋，左三「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右一「征信新闻报」发行人余纪忠，右三「联合报」社长范鹤言。

1953年10月10日，任显群不顾一切与顾正秋结婚。上为与亲人合照；前中系任母徐宝初。下为顾正秋婚纱照。

1955年4月4日，媒体报导任显群与顾正秋参加张正芬婚礼；4月11日即被捕入狱。

父亲与我相差四十七岁。我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服务公职活跃官场的年代，我尚未出生。

我童年时代，父亲已卸职多年，在台北县金山乡一望无际的荒野开垦农场，经常看到他穿着长筒胶鞋在田里忙进忙出…。

长大之后，常听长辈说父亲从政的点点滴滴，我的脑海就浮起他穿着胶鞋，在农场里或昂首疾走或徐行沉思的影子。

──那二者之间的形象，是多么不同啊！

◆

我的父亲任显群（1912.10.21-

1975.8.28），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的「任家花园」，从小过着园林广阔的富裕生活。在苏州读完东吴大学法律系，其后远赴日本东京的中央大学政治研究所深造。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国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他立即离开日本，返国进入交通部服务，并于同年十月随军事家蒋百里前往欧洲考察。为了增广学识，他还进入罗马皇家大学专研行政管理半年多。1938年3月返国后仍在交通部任职。1942年，他出任川湘联运处长，上任两个月即把221吨左右的堆积货品运送完成。1945年3月，他被调升为战时运输管理局辖下川湘公路管理局局长；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同少将交通处处长。他的职称屡有变更，主要任务仍是负责中国大西南各省及滇缅远征军的物资运输与粮食调度。「蜀道难」，川湘之间地形艰险，车舟运行困难重重，千头万绪皆需随时应变。为了解决无数的紧急军运，父亲经常睡在办公室，毅力与才干受到多位上级的赏识。

◆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辞去公职，想要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遂与川湘公路局老同事在上海创立旅运社。如果他继续经营运输业，也许能赚大钱，不会卷入后来的政治纷争并被构陷入狱。──然而命运复杂多变，「如果」是看不见的。

1946年4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1883-1950），亲自从台北到上海，请父亲出任台湾省交通处长。陈仪彼时已六十四岁，不辞远路登门，他无法婉拒这位比他年长三十岁的长者，只好应允于五月一日抵台任职。

父亲任交通处长的时间不足一年，但他三管齐下，兼顾路、海、空而行。其一创设台湾省公路局，改善岛内交通。其二创设台湾航运公司，打捞二战期间的日本沉船，清除一万八千余吨废物，让基隆港恢复航运。其三是把台北东区的松山军用机场划分一半为民营，计划发展台湾对外的航空运输。

然而，十个多月后爆发二二八事件，陈仪于1947年4月被撤离台，长官公署一级主管随之离职；父亲也回到上海。不久，被上海市长吴国桢聘为「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委，解决当时因配粮不公引起的工潮、学潮等问题。

1948年4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父亲被老长官找去任杭州市长，大力整顿税收。然而1949年2月陈仪疑涉通匪案被撤职，父亲又随之离职。

1948年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国府于12月7迁至台湾；12月15日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父亲又被找去，出任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

──此后二十余年，父亲定居台湾，遇到我母亲顾正秋（1929.10.5-2016.8.21），走过更为起伏的生命之路。

◆

父亲随吴国桢主席在台湾省政府服务三年四个月。那是他公职生涯的高峰期，却也相对面临了最大的挑战。但他以过人的魄力，应付国府飘摇时期的种种财政难题；并且未雨绸缪，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创设「财经人员训练班」，前后培训了两千多名人员，成为后来台湾财经界重要干部。

1948年底父亲出任新职时，军中永远要钱，内政更是要钱；缺粮之舱，却都需克服层层叠叠的障碍，确是「巧妇难为」。

曾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第一科科长的鲍亦荣先生（1921-1999），1991年10月在《税务旬刊》四十周年发表〈庆四十‧怀故人──任显群先生功在国家〉长文，叙述对当时情况之个人观察︰

──那时台湾彷如末日来临，处在惊风骇浪之中。在整个政府环节上，财政为国家命脉，尤其在大陆恶性通货膨胀之余，痛定思痛，几乎认定「没有好财政，便没有好政府」。而当时政府财政必须遏止赤字，力求平衡，平衡之道，又必须整顿税收，改革税制。任厅长掌握财政重任，最尽力者乃是外汇的调度，出口完全依赖粮食、台糖与香蕉，李连春、杨继曾负责增产，尹仲容负责销售，居其间者任厅长兼台银控制输入审核，每日忙碌万分。总统府设财经会报，每周由总统亲自召集…。舟山撤退，军用蚊帐，各军事单位、首长特支费，层出不穷的需求，任厅长每次遵令筹措，决不折扣。──

◆

更难的是，那时发行半年多的新台币，还在旧台币四万元兑换新台币一元的期限内，导致台币兑美元汇率一度暴跌，美元在市面上奇缺。父亲惊魂难定，去找「六哥」杨管北协助。

父亲在上海时，曾与蒋伯诚、洪兰友、吴开先、张剑鸣、江一山、杨管北、刘丕基、严欣淇等八人结拜兄弟，他最小，称「老九」；杨管北第六，父亲叫他「六哥」。

这九个兄弟，1949年后有多人因两岸分治而滞留大陆或香港；仅杨管北与洪兰友、吴开先等人来台。父亲与「六哥」杨管北走得较近，有什么事常找他商量。杨管北当时任立法委员，也继续经营轮船公司，父亲为了美元问题去找「六哥」，对他这么哀叹：

──「台湾现在这个局面，怎么维持啊？美钞不断飞涨，我没有来源，抵不住啊！抵不住，责任就在我身上…。」──

当时台湾与香港、新加坡等地都还没有航空，但有船只来往。「六哥」于是命自己公司的货轮从香港运美钞回台；买美钞的钱由他公司支付，政府将来再还他。有了美钞，父亲找来「财经人员训练班」的学生面授机宜，要他们上街去兜售，并且争先压低美钞售价…。如此这般，人民恢复信心，美元在市面流通的情况才逐渐改善。

◆

除了「美元惊魂」，父亲还有一次「黄金惊魂」。当时亲见两次惊魂的是一九四九年春即到台湾讲学的「国学大师」南怀瑾（1918-2012）。那时他在杨管北（1896─1977）家中定期讲授佛学，听课的包括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重要的文官武将；亲见我父亲两次去找杨管北，都是为了财经难题…。

2007年12月15日，南怀瑾在苏州「太湖大学堂」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二百多名会员演讲「漫谈中国文化与金融问题」，即曾忆述父亲当年化解货币危机的故事。

南老师说，他第二次见我父亲去找杨管北，是说他跟蒋介石的一场「黄金惊魂」。

国府撤退来台时，曾带来大批黄金，是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之用，平时不准动用。以下是南老师所述的讲词：

──任显群说，老先生突然叫我去，一看到我，他脸色发青说：「显群，你该死！」我就说：「请问总统什么事啊？」蒋先生说：「人家报告我，运过来台湾的黄金，你通通给我用了一半，怪不得你做得那么好！」我就说：「报告总统，黄金丝毫没有动，放在台湾银行仓库，我不但没有少一分一毫，我还给你增加了多少。现在我不走，你立刻派人去查。」这下子，老头子愣了一下：「啊！真的啊？」我说：「这个怎么行呢？总统一声令下，一颗子弹我就没命了，这不是开玩笑，我不走了，你们立刻派人去查。」结果老头子电话打过去，真的是这样。这是财金金融的故事，也是经验。──

南老师在演讲中也提到父亲创办爱国奖券与统一发票等措施的功效，最后说道：

──用这样几个办法凑拢来救急，把通货膨胀压下去，过了财经金融这一关。…为什么台湾后来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这样发展？我刚才报告的是初期的台湾。我说台湾能够稳定财政金融的是任显群，跟着下来的是尹仲容，后来是李国鼎，至于其他的再说了。我说他们都很有功劳，了不起！──

父亲致力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执行缉私计划，确立预算制度，订定各项税捐统一稽征条例，在1950年4月发行爱国奖券，1951年1月实行统一发票制度。但蒋介石在1950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对爱国奖券的发行似乎颇为疑虑：

──台省在一个月半间要发行奖券八千万台币闻之惊悖惟赖天佑得以顺利进行渡此经济重大难关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爱国奖券帮助许多中下阶层民众解决了生活问题，统一发票则让税务制度走上轨道；且二者都增加国库税收，改善国府经济窘境。

爱国奖券发行了三十七年半，于1987年12月底走完阶段性任务后停止发行；统一发票制度则延续至今60年。我每次去商店购物，从店员手中接过那薄薄的统一发票，都仿佛接到父亲的手泽，内心温暖，感动不已。

蒋介石日记中还多次提到父亲，如1950年2月8日：

──约见少谷与任显群等关于台湾财政与缉私问题之研讨依之建议实施也。──（少谷时任总裁办公室秘书主任）

1950年10月26日在角板山：

──自忖复职以来行将八月军事政治与党务皆以重起炉灶之精神已建立初基惟外交尚在危险之困境而经济财政亦未能完全脱险惟基本渐臻稳定至于军事与防奸方面得力者为政治部之经国与郭寄峤政治经济方面则为国桢显群与雪艇为最优也而最大之成果乃为研究院与军议团之训练事业彭孟缉实为后起之俊秀也。──

1951年6月6日：

──任显群谈台湾自花莲经雾社至台中全程横断公路筹款办法决定期预定于明年二月完工寸心为慰此为台湾最重要之建设亦为最艰难之工程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