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军队镇压、血腥屠杀 65年前的二二八
距离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已经65周年，虽然经过许多人的争取、努力，二二八事件已列为学校历史课本的教材内容，但对于二二八，仍有一些争论，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ETtoday新闻云重新整理二二八事件源起，期待能提供历史真相，让更多人知道，到底什么是二二八。
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战末期，由于日本向联军无条投降后，蒋介石派遣国府军约五千人，于1945年10月17日登陆基隆港，被蒋中正(一称蒋介石)委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仪，也在10月24日抵达松山机场。
但就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为了支援中国内陆的剿共行动，陈仪不但大力地搜刮台湾民众的丰富米粮，更打着专卖局及贸易局的旗帜，掠夺各类重要经济资源。台湾民众生活在物资不足、通货不断膨胀的恐慌中，再加上对毫无军纪的国府军队越来越不满，1947年2月27日傍晚发生的查缉私烟事件，造成官民冲突，扩及全台。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缉私员傅学通等6人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见左图／翻摄自二二八基金会网站)一带查缉私烟，一名卖烟妇林江迈来不及躲避，在天马茶房前遭到取缔，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均被没收。林妇苦苦哀求，但傅学通等人不予理会，还以枪托敲打林妇头部，围观群众群情激愤，喊打之声四起，傅学通等人于是弃车逃逸，却被群众紧追不舍。
傅学通等人逃往永乐町二町目(今迪化街)，眼见逃不过群众的追打，于是拔枪射击，打中民众陈文溪，送医后死亡。无辜民众被乱枪射中，更激化群众的情绪，于是烧毁查缉车，并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交出肇祸的相关人员予以正法，然而均得不到当局的正面回复，于是群众沿街打锣，宣告此一事件发生的始末。
稍后，晚间九点多，另一批群众来到新生报社，要求报社对27日晚间发生查缉员滥杀无辜民众的事件，如实刊登。当时新生报的总编辑吴金链，早因接获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通知，不得刊登报导，于是拒绝群众要求。群众不满吴金链的态度，扬言要放火烧掉新生报社，吴金链只好找社长李万居出面解决，李万居碍于情势只好答应刊登。于是，新生报第二天，以短短百字报导了整个事件的经过。28日，部份激愤民众，不但敲锣打鼓，通告台北市民罢工、罢课，并组成游行队伍，准备再进一步提出强烈的抗议。游行队伍途经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延平派出所，见右图／翻摄自二二八基金会网站)前，因遭警员制止，气愤捣毁警局后，转赴专卖局台北分局，将局内的各项专卖物资及器物焚毁。随后示威群众再转往专卖局总局，提出即时交出凶犯当众枪决、从优抚恤被害者的遗族、即时停止查缉私烟、局长出面谢罪等四项要求。
随后群众又转往长官公署抗议，但陈仪早已布置兵力，以机枪扫射，当场造成死伤，更让民众的怨恨、不满完全爆发；有些人开始看到外省人就打，也造成外省民众四处惊逃。
示威群众最后来到新公园(现在的二二八纪念馆，见下图／翻摄自二二八基金会网站)内，向全台民众广播放送整个事件经过及陈仪的暴行，全台北市陷入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学生罢课的动荡；陈仪于是在28日下午3时宣布戒严，动员武装军警开枪驱离群众。
3月1日，全台民众透过广播，得知发生在台北因查缉私烟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后，各地纷纷响应，当地士绅和一般民众采取政治谈判路线与武装路线两种应变方式。
政治谈判路线是由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参议员、台北市参议员及各界代表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他们在中山堂开会，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并派代表将会议结果转达陈仪，与陈仪谈判，但在国民党援兵上岸之后，这些成员如林连宗、王添灯、徐春卿、陈炘、黄朝生等均遭到迫害，林宗贤、郭国基等被捕，蒋渭川差点被捕杀。
另有一部分走武装路线的学生、青年，主张以武力为谈判后盾，组织民军，维持治安。当时民间组织有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台湾民主同盟、忧乡青年团等等，这些组织，后来也成为国民政府援军血腥屠杀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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