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典里没有难这个字─忆我父亲任显群(中)

任祥(前右)与二哥志明,在金山农场渡过快乐的童年。

任显群足智多谋,亦善书法,系狱期间完成「中文字典」,皆以毛笔编写;1958年出狱初期以划拨贩售该书谋生。

然而,父亲长官吴国桢与行政院长陈诚及蒋经国(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不合,坚持于1953年4月辞职并于5月下旬赴美;父亲也受到政治斗争波及而离职。──由于不愿顺从当局诬告吴国桢,他决定永远告别官场。

1996年11月,袁方先生在《传记文学》六十九卷第五期发表〈任显群的故事〉,说陶希圣曾于1954年3月要求任显群提供吴国桢的「不法证据」,但是受到任显群斥责。陶乃发动相关人员查核省府购置物品的虚实,据说连省府买茶叶的发票也持往店家核对有无讹报…。

袁方先生长期在金融界服务,着有《台湾金融事业史》,与我父亲也是旧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他曾询问我父亲为何吴国桢要辞职,父亲幽默的答道:「吴先生精通外科、老人科、内科,就是不通小儿科。」父亲说完还进一步解释:「吴先生和美国关系很好,夫妇俩与老先生、夫人的关系也不错,就是和蒋经国的关系没搞好。」袁先生因而加上一句按语:

──那段时期的政坛人士,因不通「小儿科」而落马的大有人在。──

袁先生还提到吴国桢赴美前,曾去阳明山蒋介石辞行,回程要下山时,座车轮子的螺丝被松脱了,幸而车子起动不久,未酿成坠崖之祸。──经历了那样的险境,换谁都会下定决心一走了之的!

袁方先生发表这篇文章时,父亲已去世三十多年,他的结论是:

──任显群在台湾从政,先后仅四年多,计任交通处长一年,财政厅长三年四个月,均政绩斐然。他勇于负责,待人坦诚,深受台省朝野人士拥护。──

父亲1953年4月辞去财政厅长后,与友人合创群友法律会计事务所;同年10月与我母亲结婚,轰动一时。然而1955年4月11就被罗织知匪不报」罪名,被捕入狱。

我稍解世事后,多次听母亲说父亲被捕的事,每次都心有余悸。她说,情治人员在家里翻箱倒柜三天,连天花板都拆下来搜查;而且当局不告知他被关在何处,外面也谣言纷纷,有说被关在台中或台南,有说被送去绿岛,有说已被处死…。提心吊胆四个月,才获知他被羁押在西宁南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一年后判决定谳,心情才稍微笃定下来。

父亲被捕之前两天,蒋介石日记于1955年4月9日如此记载:

──十时入府令郑毛追究任显群包庇匪谍案。──

郑指当时国安局长郑介民,毛指情报局长毛人凤。可见逮捕父亲之事,是经蒋介石亲自定夺的。

而所谓的「包庇匪谍案」,是1950年发生的事,为什么五年之后才要「追究」?是谁有意的罗织那些旧资料给蒋介石?

「包庇匪谍」案的「匪谍」,是指父亲的族叔方旭大陆沦陷时未及逃出;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银行。1950年8月终于逃到香港,辗转与我祖母徐宝初取得联系,希望能够来台湾。当时外人来台需有保人,祖母乃令我父亲保任方旭入境。父亲一向事母至孝并乐于助人,何况是自己族叔?于是按照行政作业规定向保安司令部提出申请,并经该部副司令彭孟缉审核批准;入境后也帮他找到工作安顿下来。

1953年12月,父亲与母亲结婚两个月后,任方旭突在台南被捕,长年羁押狱中不予起诉。1955年4月3日,父亲偕母亲参加张正芬婚礼,被记者拍照上报,一周后父亲即遭逮捕;直到1956年4月11日,两人才同时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宣判。

1997年我才有机会看到那份判决书:任方旭判刑十年,罪名是在大陆任职的人民银行「均属叛乱组织之一种」,来台后「既未据声明脱离亦不向政府治安机关自首…。」任显群判刑七年,罪名是「曾接受高等教育,历任政府要职,竟不知『大义灭亲』之义,明知匪谍而不告密检举…。」

关于父亲的刑期,听说当局原先要判他死刑,后来又听说要判十年,最后七年定谳,服刑两年半获得假释出狱。我想,蒋介石处理过无数生杀大事,会选择最轻的判决,大概是念及父亲曾对国家有过贡献,而且了解他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吧?

父亲一向把做人该有的原则放在最前面,也因此做了些让当道不满的事。例如陈仪1950年6月18日在新店军人监狱被枪决,遗体停在殡仪馆,至亲好友怕得罪当道都不敢去吊祭。父亲则认为政治归政治,情义归情义,得知消息就第一个去吊祭老长官;是唯一去吊祭的政府首长。

陈仪去世后,其日藉太太生活无着,只得返回日本娘家依亲。后来如有亲友赴日,父亲都悄悄托人给她送点生活费。父亲曾对母亲说,陈仪太太从不用公家车,每天自己拎菜篮菜场买菜,夫妇俩的生活一直很俭朴。──他当然知道去吊祭陈仪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等人的耳里会影响官运,但他并不在意。

又如吴国桢1953年11月在美国发表批判国府言论后,昔日属下都受到种种调查,要他们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父亲也曾被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人约谈两次。母亲回忆说,父亲每次都是晚上八点多去,十二点多才回来,查问吴国桢在省主席任内有无贪污,买金子,虚报帐目等等。之后父亲开始被跟踪,家门口突来一个香烟摊,记录父亲行踪;不但住家及事务所受监控,连往来的公司也被查帐。最荒谬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姊任景文赴美留学,出境当天行李被海关逐一打开检查,连新做的旗袍领子也被一件件拆开!──当局大概怀疑父亲托我大姊带什么密谋的信函给吴国桢,而信函可能藏在旗袍领子里

父亲心胸豁达,聪敏好学,从不虚度光阴。别人坐牢大多怨天尤人,意气消沉,他坐牢两年九个月,不但以他和母亲的故事编了一出剧本「小秋」,还编了一本八百多页的《中文字典》于出狱后出版。他的专长是法律与财经管理,谁也没想到他会编字典,并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另辟蹊径,把自古以来的部首做了大调整。他的「弁言」不足一千字,简洁扼要,无一句提及身系牢狱编书的背景。 我上初中时,父亲送我那本字典,我还不太了解那些部首的变化,但他说的一句话至今深藏在我心中:

──「要记住呀,天下无难事,用我的部首查询,这字典里没有『难』这个字哟!」──

我也记得小时候问过父亲:「爸爸,你有没有坐过飞机?」他说有,不好玩;是为了载金子给「上面」清点。

我也问过他:「爸爸,你有没有信什么教?」

他回说:「我信仰过三民主义,但现在我信睡觉!」

我初中时想去教会,父亲劝我要知道分辨,因为「很多时候,组织都是利用年轻人的热血,最后受伤的是自己!」我想这句话说出了父亲自己的心声。

父亲1958年元月假释出狱后,因为被警告刑期未满前不可与母亲在热闹的公共场合露面,「也不能在台北市区做生意」,后来只好远走金山乡开垦农场,住在没水没电,屋顶盖着茅草的矮屋里。

母亲说,他们初到金山乡垦荒时,因为没经验,闹了不少糗事。譬如一开始种了一大片高丽菜,眼见着逐渐长大,内心充满将要收成的喜悦,哪知高丽菜的叶子一直长高,就是不会包起来,一季的心血全白费了。后来他们才知道,阳明山、金山的高丽菜,如果晚了十天播种,结果可是天壤之别!

1961年秋天,名作家柏杨曾到金山农场采访,10月初于《自立晚报》的「冷暖人间」系列,发表〈两个天地间的任显群和顾正秋〉,其中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关于任显群,知道的人太多了,他当过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在满街都是骆驼牌美国烟,公卖局赔钱过日子,私宰如炽,财经紊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以绝顶的才能使全国面目一新。当去年所有的公务员拿不到年终奖金,大家再度的想起了他。对于全国的老百姓而言,使现在这些只会做官的人如此窝囊下去,而使一个能干,而且有成绩的人才在荒山上埋没,这不仅仅是一出「冷暖人间」的讽刺剧,也是一幕时代的悲剧。──

杨先生来金山农场时,我才两岁,什么也不记得。母亲1997年出版回忆录《休恋逝水》(时报出版)时,我在书里读到那篇文章,想到去世多年的父亲,想到很多长辈看到我,谈话间说起父亲都会说:「他是位做事的人,不是做官的人」。──如今引述柏杨先生这段文字,是一个纪念,也是与长辈们的话做个对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