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宪政改革的实践──坚决反袁变更国体（十三）
袁世凯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向复辟帝制之路。从一九一五年开始为称帝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他授意政府高级顾问美国法学家古德诺 、日本学者有贺长雄撰写论帝制与共和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声势，又指使杨度等组织筹安会筹备帝制事宜，掀起了帝制逆流，一时间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当时反对称帝的言论颇多，其中梁启超的《异哉所为国体问题者》与汪荣宝之父汪凤瀛所撰拟的《致杨度与筹安会论国体书》并列齐名，颇为世人所传诵，是反对袁世凯称帝极有分量的文献。
《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首先对筹安会进行隐晦地讽刺，指责组织者杨度为「陋儒瞻顾嗫嚅」之人，组织该会并非是「爱国」，而是「坏国」。坚决反对袁世凯更改国体，指出政体已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且国之大体，岂可反复无常，「断不可于国体再议更张，以动摇国脉」。
七不可说禁更国体
针对为何不能变更国体，文章提出了「七不可说」：第一，失信于天下。袁世凯已任大总统，且「遵约宣誓，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恺切，亦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闻矣！」，而现若改君主政体，必「失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本」。一不可也。第二，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提供反政府的借口。倘若称帝，「使黄辈实其诬言」，而天下皆将信服孙、黄等有先见之明，「顿长其声价，增其信用」。此二不可也。
第三，失掉旅居各国华侨的资助。吾国旅居各国之侨民不下数千万，「莫不醉心欧化，以独裁帝政为不然」，他们一旦见复兴帝制，必对祖国失望，「不啻推而出之，以为孙黄之外府，隐助以无限之资财」。三不可也。第四，恐天下自此多事。假使复行帝制，域中断不容二帝，势必消清帝之尊号，塞满族之人心，「虑复为奸人所利用，设有佥壬丛而间之，为德不卒，势非获已，而贻人口实，恐天下从此多事矣！」四不可也。
第五，国内灾害不断情势危急。民国后厚增赋税，繁征苛敛，视清末有加，「咨怨之声，已所难免」，现若增税设捐，绅商受不公平之待遇，「怨愤不平之气，郁结于中，加秩薪之蕴火，遇有枭雄，鼓而煽之，则一发不可复遏。」五不可也。第六，若称帝必贤人隐退、小人得势。设若改为君主专制，「稍知自爱者，名节所关，天良难昧，势必洁身引退，相与遁荒」，而「其留而不去者，贪荣势利寡廉鲜耻之徒，必居多数」，他们往往「视仕官为投机事业，势盛则争先推戴，势衰则出力挤排，彼且不爱其身，尚何爱于国，更何爱于君？」六不可也。
第七，易受到他国肆意要胁。中国积弱，在国际上无丝毫地位，「今我忽无事自扰，谋更国体。际此欧战相持，爱我者或不遑东顾，而忌我者则虎视眈眈，惟恐我国之宴安无事，不先与谋，事必无幸，苟欲求其同意，非以重大权利相酬，足餍彼与，殆不可得」。如这些国家以国体相同之故，「佯与赞成，观爨而动，但使我与国体变更之际，地方稍有不靖，彼乃借词干涉，别有所挟，以兵力临我，人心向背，正未可知。」此七不可也。
「七不可」说从信义、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国民经济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不能恢复帝制的理由。这些话语可谓汪凤瀛的肺腑之词，他引经据典，力劝袁世凯吸取历史教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勿行忤逆之举。现在看来，虽然文中有些言语诋毁革命，然而立场不同，不足为诟病，尤其是他所列各点，竟然一一如其所料，可见汪凤瀛超群的预见性。
关于《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一文的由来，章太炎为汪凤瀛所作的墓志铭有如下记录：「项城袁公既尸大总统四年，与群下议帝号，始有筹安会，吏民矍牾，佞词百端，府高等顾问元和汪君书筹安会，称七不可。」当汪凤瀛撰写完毕，「以示诸子，诸子皆跽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虽然，恐不免虎口。』君不应。明日复问，曰：『已发矣，虽死市曹，吾分也。』」也有说汪凤瀛写完此文后，托同乡张某转呈袁世凯，张时任政事堂机要处处长，极不赞成袁世凯称帝，张见信问：「翁不畏祸耶？」汪凤瀛却曰：「余作此文，即预备至军政执法处。」张大为感动，揖汪言曰：「老辈正言可敬，吾辈愧死！」乃转呈袁世凯。
以上均证明了文章为汪凤瀛所撰，但也有人说此文原出自汪荣宝的手笔，其父汪凤瀛担心惹来祸端，遂自己署名上呈。该文究系汪凤瀛所作，还是汪荣宝所作，笔者目前尚未找到其他的史料，只能暂时存疑。不管此文系谁所作，很显然在对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汪家父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坚决反对帝制。据说袁世凯阅至此文，又回想与汪荣宝的谈话，知汪氏父子终不为自己所用，对汪凤瀛亦未采取不利举动，遂将汪荣宝遣回比利时公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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