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那些银行大亨们──交通银行成袁世凯密帐金库（廿一）
凡袁世凯豢养政客，收买同盟会会员，组织自己指挥之特务，暗杀宋教仁之费用，一切款项，皆取之于交通部之收入。
（一）为了应付资金短缺情况，增加资金来源。交行通过交通部向袁世凯上一签呈，提出了「缓提官存，新旧帐分开」的办法。签呈指出：交行当初为轮、路、邮、电四政而设，今后四政存款均应继续存入交行，概归旧帐往来，随时听候提拨。辛亥革命前邮传部及四政存款，应作为旧帐，仿照中国银行办法，一律转为缓提，一俟清理就绪，议妥办法，再行呈候核咨。签呈经袁写了一个「阅」字，交行即作为依据。当时邮传部被冻结的存款达二百万两，存在天津交行。这样，公款大量提取的难关暂时得以应付过去。一九一二年九月间，北洋政府向比利时借的陇秦豫海铁路借款二亿五千万法郎，其第一批交款二千五百万法郎，经部指定中国、交通两行各半经收，增加了营运资金。经过这些努力，交行资金呆滞的情况逐步好转。
（二）力争扩大发行权，期与中国银行取得同等地位。交行于一九○九年开始发行兑换券，计有银两券、银元券、小银元券三种。辛亥革命前夕共发行二百五十余万元。但这种发行与一般商业银行并无差别，营运范围受到很大限制。通过梁士诒的活动，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一月下达命令：「交通银行迭经整理，信用昭著。在纸币则例未经详定以前，所有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
交行即据此通过财政部、交通部通令各省，凡完粮、纳税、发饷及一切官商交易，交行兑换券一律通用。该行并在轮、路、邮、电各机关分设兑换机构，特别在全国铁路各大车站均设立兑换处，扩大收付业务。交行发行额遂逐年增加。一九一三年较一九一二年发行额增加四倍以上，达到四百五十万两。一九一四年又增至五百九十六万两。一九一四年二月，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三月，财政部正式印发国币兑换券，并开始在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国币，通过中交两行逐步推行。交行的发行信用于是日益巩固。
（三）扩大代理国库业务。交行原以经募京汉赎路公债起家，国家金库向由中国银行代理。但梁士诒依恃袁世凯的势力，于一九一三年争取到「分理金库」的特权。财政部委托交行代理金库，暂行章程第三条规定：「以国债收支一部分为主，但租税系统内之出纳亦得酌量各该地情形委托交通银行代收。」这就与中国银行代理金库业务发生矛盾，引起中国银行反对。后经财政部规定两行代理比例为中七、交三而暂时解决。至于交通四政收入之国库金，在「交通银行则例」中已规定为该行特许业务之一，采用特别会计，国务总理与财政部均不得过问，实际上已成为袁世凯的内库，梁士诒就是袁掌库之人。「凡袁世凯豢养政客，收买同盟会会员，组织自己指挥之特务，暗杀宋教仁之费用，一切款项，皆取之于交通部之收入。」
一九一四年三月，交行为了巩固它已取得的地位，经呈准交通部修改章程，比照「中国银行则例」，颁布了「交通银行则例」。「则例」共二十三条，主要内容除经理交通四政存款外，并得受政府委托分理国家金库、办理国外款项，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经办国内外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使它事实上已具有国家银行之性质。一九一五年十月卅一日，袁世凯又正式申令：「中国、交通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信用夙着，历年经理公库，流通钞币，成效昭彰。着责成该南银行按照前此办法，切实推行，以为币制公债进行之辅助。该两银行应共负责，协力图功，以副国家维护金融、更新财政之至意。」交行的国家银行地位，于是确立。
一九一五年五月，交行第三届股东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选出董事七人。公推臭名昭著的大军阀张勋为第一届董事会主席。梁士诒在这届会议上，正式被选为总理；任振采被选为协理，叶恭绰由交通部派为帮理。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交通系势力，在交行深深扎下了根子。
袁世凯引停兑风潮
袁世凯窃据了正式大总统并不心满意足，蓄意等待时机，复辟帝制。梁士诒就是袁世凯蓄谋称帝的忠实谋士和财政管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梁不仅组织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带头鼓吹帝制，而且积极为袁称帝筹款，大肆搜刮。梁士诒控制下的交行，便成为从财力上支持北洋政府的重要工具。
袁世凯上台以后，全部承认了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丧权辱国条约，自然得到各帝国主义的支持。那时的北洋政府，财政一空如洗，「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于借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六月，各帝国主义给北洋政府先后贷款三十二次，贷款总额近四亿元。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续借外债发生困难，而财政状况，由于军阀割据，「各省每以自顾不瞻，将向归中央收入之款项，任意截留，自为风气。」致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不得不转而乞灵于内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