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传真－调整基本工资 难以解决青年贫穷

青年族群陷入长期薪资停滞现象，其实已经造成台湾劳工工时不断延长，以及人力资本累积迟缓等恶性循环。图／本报资料照片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各国景气逐渐摆脱疫情干扰转为复苏，台湾经济亦不例外，在外需持续畅旺下呈现预期乐观。政府劳动主管机关按例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议，在会议的前夕，财经部会首长不约而同表示，2021年经济成长表现亮丽，此次将会大幅调整，希望借此带动企业加薪风气；但是，此一讯息马上引发产业各界异议，尤其是去年以来遭到疫情重创的内需产业，更是扬言要求政府吸收成本。

依据现行《基本工资审议办法》规定，调整基本工资因素，包括：国家经济成长幅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国民所得水准、就业状况等指标。无庸置疑，调整劳工基本工资，除了遵循国际公约之外，其目的旨在，保障弱势边际劳工权益及基本生活需求，避免遭到恶意剥削，进而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甚至借此协助青年族群摆脱工作贫穷。不过，检视过去以来在调整基本工资方向上，并未解决劳资双方所存在的争议，始终陷入皆不满意纠葛？

归纳其症结，个人认为其关键在于，政府迄今未能顺应世界潮流完成「最低工资」制度法制程序，保障劳方不致因特殊理由而遭到资方剥削薪资，进而共同分享经济成长果实；再者，则是忽略台湾经济已经从「奇迹」朝向「平庸」的成长轨道，必须将「规范者」的任务升级为「引导者」之角色，同时松绑不合时宜法令，让产业在全球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弹性，透过不断创新转型，进而创造青年族群更多高薪就业机会。

先从最低工资制度来说，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70年通过第131号公约中特别明定「最低工资制度应该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予以降低」，目前在国际劳工组织186个会员中，已经171个国家透过「最低工资」法制保障劳工取得合理薪资。相对台湾而言，虽劳动部于2018年11月30日公布《最低工资法草案》，以因应蔡英文于2016年在竞选总统六大劳动改革中主张订定「最低工资法」之政见，借此改善劳工低薪现象；但迄今并未完成法制程序，而是以缺乏法制基础的「基本工资审议会」作为解决劳动权益平台。

此一结果，我们或许可以从主计总处按照GDP要素所得分配的资料统计加以观察，其中受雇员工报酬分配占比，从1994年的52.7％高峰，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47.4％；相对企业盈余分配占比，则是从1990年的29.6％低谷，逐年提高到2019年的33.3％。因此，在历年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中，劳方认为因经济持续成长带来企业盈余，需要调整基本工资以反映共同分享经济成长果实；资方则是认为因竞争力不断改善创造企业盈余，必须保留资金持续投入以提高竞争力，沦为劳资双方为调整幅度的多寡陷入争辩。

再就产业结构转型而言，青年族群陷入长期薪资停滞现象，其实已经造成台湾劳工工时不断延长及人力资本累积迟缓等恶性循环。无庸置疑，「解铃人仍然需要系铃人」，解决长期低薪窠臼，必须透过产业结构转型。亦即过去20余年以来，台湾经济过度依赖电子、资讯及通信等制造业出口，今年经济成长可以坐五望六，更是如此。不过，随着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国际环境剧变，让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如以往。

比较南韩，此一期间因服务业强劲表现，而使得实质薪资增加并未落后GDP成长。究竟，台湾下一世代产业蓝海在哪？亦即全球进入数位时代之下，台湾产业必须摆脱过去采取降低人力成本思维，而是必须透过不断创新，亦即让产业结构及人力的转型与时俱进，借此提高劳工报酬。以新加坡为实例，新加坡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提供教育训练学习奖助方式，让劳动人力能够因应产业发展的快速变化。

整体而言，在历年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议中，其实劳资政学各方均有周延论述，或是合理主张。因此，与其每年持续陷入调整基本工资争议，任凭劳资双方陷入对立纠葛，不如将延宕三年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完成法制，达到劳资双赢。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摆脱既有产业想像，同时积极寻找未来利基产业路径，例如：人工智慧、金融科技、资通服务等领域，透过产业结构转型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如此始能真正协助青年族群解决长期薪资停滞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