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中国应如何提高对顶级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科技人才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然而，中国在吸引科技人才，尤其是顶尖科技人才方面，仍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欧洲商学院最新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按照过去五年的平均值来计算，中国的排名从2013—2018年的第49位上升到了2019—2023年的第40位，但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和瑞士等发达国家，其中在人才吸引力和人才留存两个分指标上中国表现尤为不佳，排名分别为第91位和第74位。

在近日举办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为此“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构筑汇聚全球智慧资源的创新高地。”

中国在科技人才吸引方面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国实践可以提供哪些参考？近日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比较》编辑室联合举办的“产业圆桌：创新与人才”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就此进行了探讨。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人才所石磊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速，但人才结构性短缺依然存在。

近日，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发布的报告带来了直观的数字：那些在美国博士毕业的STEM留学生，有77%选择留下。中国留美STEM专业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的比例更是高达90%！除此之外，在非华裔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中国也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史冬波提到他们曾做过统计，发现中国的高校中，外籍教职人员比例不足5‰，远低于美国部分高校25%以上的比例。

全球顶级人才都去了哪儿？最大比例的人才去了美国。与会嘉宾指出，移民文化和高水平的移民政策是主要原因。比如，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超过1/3是移民，考虑到二代移民，这一比例接近60%。同时，55%的亿万富翁是第一代移民，凸显了美国对高端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落地在政策上，对吸引科技人才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HB-1签证。史冬波介绍，H-1B签证的核心就是给高技术移民直接发放签证，其签证的容易程度要远高于普通劳工签证和旅客亲属签证。

孙飞强调，美国的人才政策直接上升到制度法治层面，在稳定人的发展预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近年来先后推出《美国竞争法案》和《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前者旨在加强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基础研究和创新方面的竞争力，后者旨在通过大规模投资科技研发、制造和教育来增强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这两份法案帮助美国构建了有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法制环境。

除此之外，美国对顶级劳动力的吸引力还受益于其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础设计——风险投资机制。史冬波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企业。作为创业者，可以在美国募集到全球最慷慨的投资，一旦创业成功，也可以得到全球最高的回报率。另一类针对类似高校教授的职位，比如普遍讨论的美国长聘制度（Tenure-track system），其核心的制度设计完全和风险投资是一样的，即将教授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在6-7年间给予充足投资，相当于签署一笔对赌协议，一旦成功通过同行评审，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会获得一个永久的长期的高收益回报。

对中国来说，应该如何增加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石磊表示，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创新生态，包括教育经费的投入、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相关人才政策的优化、环境的优化，以及建立更多高水平人才的载体，来吸纳更多科技人才。

史冬波则强调应加强底层制度文化建设，让劳动力市场与全球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他说，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各个雇主单位都可以以各种方式卡着人才的流动，“如果一个老外来到中国发现他跳不了槽，那他还敢来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指出2016年后，人才流动飞快加速，但流动主要是从企业到企业，从高校或者院所到企业的数量很少，其中，妨碍这种跨部门流动的主要障碍还是体制性因素，确切地说，目前从高校或院所到企业还是畅通的，但反过来就不畅通。

史冬波表示，在有了能与全球接轨的劳动力市场之后，我们才能去探讨所谓的合同设计是否符合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需求，“还有最底层的这种制度文化建设。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一个学术共同体，连学术不端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容忍的话，我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严肃的科学人才，愿意加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