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戒严 走进极权

（图／本报系资料照）

念大学时因有报禁，党外杂志应运而生，我们从《自立晚报》得知哪本被查禁了就赶紧跑去买。当时尽管查禁的单位有好几个，似乎有不能杀鸡取卵的默契，不管印刷厂或书报摊，不会全都没收，否则，杂志社倒了就不会再有业绩，毕竟要找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挂名当发行人很难。那是猫抓老鼠的时代，苦中作乐。

回国后，流行地下电台，顾名思义没有申请牌照，适逢民主转型、政府自顾不暇，所以井水不犯河水。偶而碰上抄台，我还负责写过英文新闻稿给国际媒体。我本来义务固定在周一下班时间有节目，有回史明老先生递了一张小纸条勉励。后来，我因批评民进党犯冲，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纷纷而出，终究被硬生生断麦。

民视开始筹备时，我也跟着四处演讲募资，印象最深的是走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坐厢型车末排。民视开播，我是叩应节目常客，等到陈水扁上台，被主持人调侃未入阁才批评政府，此后不议人事。有回民进党杯葛T台，我因无党临危受命扮演炮灰角色，除了国语不标准，倒是那个月赚了通告费15万，从来没有那么有钱过。

三立开始有政论节目，主持人很窝心，「教授，你要卡捷（常）来」，约好两天后再去，他尴尬地说，「你一下节目，上面就来关切。」有学生在民视当制作，有时众人觉得我适合当来宾，最后的结论往往是「不知道施老师会说什么，还是不要好了」。我转到后山，台北的运将问为何电视少见，只能苦笑，心想，又非报名参加！

去年底，收到电子信邀约国际节目评论总统大选结果，我受宠若惊，回电希望了解节目性质再确认，没想到回函是已另聘高明。既非当日的节目时间急迫，也非比赛达人选秀，邀请来宾应有顺位，岂可挥之即去？公家电台新闻部主管赶紧来电撇清那不是他们的节目，而是借摄影棚。原来，为难了搞不清楚毒蛇猛兽的小朋友。

威权统治与极权国家的差别在于，前者限制百姓不能知是非、吓阻正义之声，譬如义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而后者则塑造人民的认知、鼓动非理性的言行，譬如德国希特勒、苏联史达林，差别在于媒体的消极管制还是积极动员。由平面媒体、收音机、电视到网路，走出戒严，取而代之的绿营变本加厉。

这几年比较有机会到非绿的电台聊天，尽管未必同意其他来宾的观点，却至少可以倾听不同立场的高见，我相当珍惜，毕竟这是跨越藩篱、凝聚生命共同体。不过，绿营的人会兴师问罪，为什么要去那边？我百思不解，都是自己的同胞，又非血海深仇，为何不能跨越鸿沟、非得你死我活？至若送上顶大红帽，更是匪夷所思。

不谈治丝益棼的国家统独定位，如果政治民主是我们彼此起码的共识，那么，光定期的选举是不够的，要是盲目相信多数至上、不肯相互说服，顶多只是行礼如仪的投票主义，庸俗一点是现代版的封建扈从，而最坏的情况则是民选皇帝、朕即天下罢了。政客兴风作浪、学者昧着良心、媒体甘为鹰犬，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