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溫暖的人道主義音樂？卡薩爾斯與「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時代演繹
时空回溯到2020年3月，正当全世界都深深地陷入这场百年大疫所造成的的恐慌与不安时，许多当代知名的大提琴家在封城期间，纷纷透过各种网路平台分享自己在家中演出的影片，给予听众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图为2020年疫情期间，戴着乐谱造型口罩的巴哈塑像。 图／美联社
时空回溯到2020年3月，正当全世界都深深地陷入这场百年大疫所造成的的恐慌与不安时，许多当代知名的大提琴家在封城期间，纷纷透过各种网路平台分享自己在家中演出的影片，给予听众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在他们的曲目中，无独有偶地都包含了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下文简称为《组曲》）。法国大提琴家卡普松会将巴哈的片段穿插在每日上传的演奏影片中；麦斯基在家中完整录制了《组曲》中的第一、二、三、五号组曲；美国大提琴家薇勒丝坦更是系统性的用36天的时间每天演奏一个《组曲》中的乐章。
当代大提琴大师马友友从2018年起，也开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全球巴哈计划」，在全球6大洲的36个城市中演奏全本的《组曲》。
可以看见在这些大提琴家的心中，《组曲》不只是一套经典曲目，同时隐含着对未来的美好盼望与祈求世界和平…等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意象。那么巴哈的《组曲》是如何被赋予这些人道主义的价值呢？一切的源头需要回溯到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卡萨尔斯的政治立场，与划时代的第一份全本《组曲》录音
在台湾的爱乐者之间一直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巴哈的《组曲》在约1720年左右创作完成后便失落了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直到卡萨尔斯在巴塞隆纳的一间二手乐谱店偶然间发现了这套作品，才让这部作品重见天日。
这种说法不尽然准确。目前虽然依然没有找到巴哈《组曲》的手稿，但《组曲》在19世纪其实从未失传。《组曲》第一次付梓印刷于1824年，之后整个19世纪许多大提琴家都有编订过《组曲》的乐谱。卡萨尔斯在巴塞隆纳发现的乐谱是德国大提琴家葛鲁兹马赫（Friedrich Grützmacher）大约于1860年出版的版本。
不过尽管《组曲》从未失传，但却也没有被视为所有大提琴家都必须学习的经典作品。换言之，卡萨尔斯的大提琴启蒙老师的确有可能没有学习过《组曲》，或者将《组曲》视为学生不可不知的曲目。
而这也是卡萨尔斯对《组曲》最大的贡献：将这套作品提升至经典作品的地位。自从卡萨尔斯开始在音乐会中公开演出《组曲》后，世人逐渐了解到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最后，在商业录音技术日渐成熟的背景下，卡萨尔斯最终在1936-1939年间灌录了第一套全本《组曲》的录音。这套录音——借用音乐学家塔鲁斯金的话——奠定了《组曲》演奏中「美次要于真理」的演奏典范。
《组曲》第一次付梓印刷于1824年，之后整个19世纪许多大提琴家都有编订过《组曲》的乐谱。 图／维基共享
卡萨尔斯的演奏相当粗旷，且充满力量。虽然录音时已经年届六旬，但卡萨尔斯充满力量的运弓丝毫不在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杂音，搭配上手中的高菲勒（Matteo Goffriller）大提琴原本就更利于表现苍劲、雄浑的音色。简言之，卡萨尔斯录音中不完美的杂音反而为其演奏增添了一种「入世」的生命力。
在卡萨尔斯的琴艺之外，其政治立场同样在《组曲》的流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卡萨尔斯是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坚定的反对者。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期间，卡萨尔斯离开了西班牙，移居到庇里牛斯山间的一个小镇普拉德。该镇虽然国界上处于法国境内，却是传统上加泰隆尼亚地区的一部分。移居至此，象征着卡萨尔斯虽然离开西班牙，却没有离开加泰隆尼亚的精神。
在紧接而来的二战期间，在许多欧洲艺术家纷纷前往美国避难的背景下，卡萨尔斯依然选择留在普拉德，但同时依然坚定地反对佛朗哥及其背后的法西斯德国与义大利，并且宣称自己将不会在任何正式承认佛朗哥与法西斯政权的国家演奏。同时在战争期间，卡萨尔斯运用自己的名气，为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大量募款，进行许多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看似与音乐没有直接关系的种种细节，却根本性的影响了《组曲》在二战后的流传与意义。
自从卡萨尔斯（图右）开始在音乐会中公开演出《组曲》后，世人逐渐了解到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图／维基共享
▌「巴哈─《组曲》─卡萨尔斯」三位一体的音乐人道主义者原型
二战过后，在另一位人道主义者史怀哲医生的游说与美国傅布莱特基金会（Fulbright Foundation）的支持下，卡萨尔斯选择在普拉德举办音乐节，继续其演奏生涯。普拉德音乐节的理念依然是持续向世界宣扬他的反佛朗哥政治立场，但同时又增加了追求和平的理念。而同样不令人意外的，巴哈的作品在普拉德音乐节中占据了许多的篇幅。除了《组曲》外，卡萨尔斯也指挥了许多巴哈的管弦乐作品。
被问到为什么对巴哈的音乐情有独钟时，卡萨尔斯回答：
透过这些论述与演奏，卡萨尔斯与巴哈的音乐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同时在文化论述的层面，也成功占据了道德高地。
「巴哈音乐中的奇迹是其他艺术所没有的。它彰显了人性中最神圣的部分；将日常的事物赋予充满灵性的热情；为短暂的片刻加上永恒的翅膀；将神圣的事物人性化也将人性提升的更加神圣。这就是巴哈，音乐中最伟大与最纯粹的时刻。」 图／美联社
同时在战后的音乐会中，卡萨尔斯都会特别在节目单所安排的曲目之外，演奏一首自己改编自加泰隆尼亚民谣的作品《白鸟之歌》作为音乐会的结尾。除了在普拉德音乐节的音乐会之外，卡萨尔斯更在许多意义非凡的场合演奏《白鸟之歌》。1961年的白宫音乐会与1971年卡萨尔斯以95岁高龄在联合国被授予和平奖章的音乐会上，卡萨尔斯都选择以《白鸟之歌》总结整场音乐会。
这首短短不过3分钟的曲子，在许多场合反复演奏的过程中，跟《组曲》一样成为卡萨尔斯的标志性曲目，甚至跟《组曲》的人道主义意涵产生更深层的连结。许多当代大提琴家会在《组曲》的录音中或音乐会后加入一段《白鸟之歌》，其根源也应追溯至此。
简言之，卡萨尔斯对《组曲》的诠释与其在西班牙内战与二战期间的政治立场在战后的国际氛围中逐渐揉合，并成为音乐／人道主义者的原型。这个形象深植于许多20世纪下半叶乃至于当代音乐家的心中，成为一个值得效法的对象。
1961年的白宫音乐会与1971年卡萨尔斯以95岁高龄在联合国被授予和平奖章的音乐会上，卡萨尔斯都选择以《白鸟之歌》总结整场音乐会。图为1961年白宫音乐会的卡萨尔斯。 图／美联社
▌《组曲》演奏史的文化/政治/历史脉络解读
对笔者而言，卡萨尔斯的《组曲》录音在音乐上固然有其卓越与不可取代之处，但跟其中音乐性同等重要的是卡萨尔斯《组曲》录音所存在的文化／政治／历史脉络及其背后隐含的冷战意识形态。奠基在「反法西斯」这个战后氛围中十足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卡萨尔斯的种种人道主义贡献在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中被进一步强化。而这个由美国与西欧国家所支持的「自由」与「人道主义」的标签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被进一步当成对抗苏联追求「社会正义」意识型态的武器。
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政治现实是，纵然卡萨尔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文化圈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反佛朗哥」政治主张从未被各国政府采纳。西班牙政体直到佛朗哥将军于1975年辞世后才逐渐开始发生改变。简言之，卡萨尔斯的《组曲》录音无可取代的原因除了其中的音乐性以外，更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错综复杂的文化／政治／历史脉络。
无论如何，卡萨尔斯的《组曲》录音在过去接近一个世纪的《组曲》诠释史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美联社
编辑／林齐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