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物的进化原理“用进废退”只是错误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方式，但是在逻辑层面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就很自然地跨越了进化论和人类诸多科学之间的鸿沟。比如智力的参与会不会使进化论不再适用？由文化主导的人类行为是否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
很多的书或者学科的研究想应用达尔文的理论，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认真的，仅仅是借题发挥而已。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课题和进化论的关系，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过于具象的类比往往被认为是幼稚可笑的。如果把财富问题和生物进行简单类比，无疑是肤浅的、不具备生命力的调侃而已。深入地研究，则需要明白进化论的精髓，这就是我花大量的篇幅介绍进化论的原因。
想让人们较为认真地对待本书，必须要消除人们对进化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疑虑，其中的主要质疑是需要解释的。
用生物进化论的方式解释企业，明显的疑点有：
第一，智力活动在经济中的明显作用，人们会主动去适应环境，这看来是无可质疑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怎么可能和缺乏主动性的生物世界相类比呢？换句话说，人是相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被动的、盲目的。相关疑问还包括，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不像生物各种群之间的关系、种群和环境的关系、种群个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在生物进化中，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能遗传，而知识、财富和文化是可以传承的。
第三，生物世界是通过遗传和变异被环境所挑选的，而社会则没有遗传特征，也没有基因物质等，失去了遗传，便失去了进化的基础。
第四，在生物进化历史上，1000年只是短暂的瞬间，而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年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若以10年来看，可能就是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太可能产生和生物界类似的进化效应。
第五，企业种类和数量如此繁多，不可能找到一种可以适合所有行业的通用的解释方法。
主观努力和进化
智能活动是所有试图把进化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人类领域的障碍。人们的普遍直觉是：智力活动一旦参与，自然选择的规律便不复存在，进化必然变成有目的、有方向性的。
主观努力虽然很重要，当所有人都努力竞争时，仍然受到进化规律的左右。股票市场就像家养动植物一样是一个“在主观努力”有效的情况下的典型环境。在股票市场上，炒股者想征服由人组成的股票市场，这种努力当然是目的明确、有方向性的努力，但是炒股者要想超越股市的平均表现情况是十分困难的。企业也是如此，看来有设计、有规划的努力，会被千万个竞争者和商业环境的变化所稀释。
另外一方面，对公司的进化而言，看似主观努力很有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被夸大了，情况好坏，主要还是要取决于“大盘”的表现。
乔治·索罗斯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中写道：
自然规律的运作与人们对它的理解无关，人类影响自然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并应用这些规律，这就是自然科学如日中天而炼金术却销声匿迹的原因。然而社会现象却有所不同：介入其中的参与者能够进行思维，事件的进程也并不遵循那种独立于任何人思维的自然规律。相反，参与者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客观研究对象所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就为不兼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炼金术打开了大门。即使不掌握科学的知识，也一样有可能取得操作上的成功。出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科学在这个领域却显得力不从心，处处捉襟见肘，陷入了炼金术在试图改变自然界物质属性时的那种窘境。
经济活动一方面是提高生产力，另外一方面则是战胜竞争对手。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前者的作用明显，但对于后者则乏善可陈，大家的努力相互抵消，无论企业以何种方式努力，都无法改变统计上成功和失败的概率。最终还得靠自然选择决定生死存亡。
最伟大的投资领袖本杰明·格雷厄姆1976年在一次研讨会上说：
为了发现投资良机，我不再主张那些复杂的证券分析技术了。在40年前，我们的教科书《格雷厄姆与多德》首次出版时，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但从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证券分析家，都能够经过仔细研究挑选出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但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的情况下，我怀疑这种广泛的努力，是否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以抵消成本。
证券的技术分析手段有几十种，它们也都曾经起过作用，问题在于这些分析手段都是“见光死”，一旦被较多的人采用，这种技术分析手段就失去了效用，这就是主观努力的客观结果。
进化论并非说环境是因，变异是结果。恰恰相反，它认为变异是主动的，但却是盲目的，最后会被自然所选择。这一点和企业的情况也很类似，企业的变异尽管由于人的主观努力，在某些方面脱离了盲目性，比如大家都向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向前进，但最终总是被自然所选择，变异速度相对缓慢的、或者变异方向差错比较大的总是被自然选择规律所淘汰。
另外，我们有必要打压一下有关主观努力的自负。在一个普涨的股市中几乎100%的人都暂时赚到了钱，当谈论风险时，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比他人更能抵抗风险。
“我的股票是绩优股，不会跌到哪里去的！”
“我有内部消息，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这当然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绩优这个因素早已经反映在股票价格里面了。就如格雷厄姆所说，好的管理在股价中被考虑了两次：第一，好的管理带来了好的业绩，这个业绩提升了股价；第二，人们又因为它是好的管理加上了额外的溢价。
主观努力包括两种，一种是原创性的创新，一种是对成功者的模仿。前者的问题是缺乏方向性，尽管每个公司都力图发明杀手型产品，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杀手是很难瞄准的，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去选择，原创性产品面世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成了进化的炮灰。模仿看来要可靠一些，但别忘了你可以模仿，别人也会很快仿效。就像一个物种成功之后，大量繁殖又使环境丧失了承受能力，于是还要在大量地淘汰中徘徊。
即使是对于那些成功者而言，经常也是碰巧的成功，他们的所作所为碰巧适应了环境，同样的一个成功者如果再做同样的事情为何可能会失败？原因在于他赖以成功的因素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
一旦消除了智力因素的干扰，企业进化问题就可以走向科学研究的轨道。譬如，我们在研究企业是否会长寿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不再从企业主观努力上去寻求进化的基因，而是客观上推导企业的寿命会越来越长还是越来越短。
管理学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学说，而不是客观学说，其后果是丰富了管理学说的物种，却丧失了科学性的魅力和价值。因为当一种管理思想或者潮流流行起来时，我们只是顺应了一种假说或者意志。
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统一
在巴黎植物园，有一座拉马克的雕像，雕像的基座上写着：进化学说的奠基人。作为博物学家的拉马克因为搞错了进化的原因而饱受非议，他提出的获得性遗传观点在当今的生物学界名声不佳，甚至可以说臭名昭著，以至于连拉马克本人也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
生物可以适应环境，这在达尔文之前就达成了共识，在三十多万字的《物种起源》里没有费多少笔墨解释这个问题。问题出在适应的方法和因果关系上，主流的两种观点是：神创论认为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创造如此协调、如此妙不可言的生物世界，否则找不到一种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万物之间如此精妙的关系；“拉马克学说”则认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用进废退”的，在定向进化中，后天用与不用是很关键的。
在达尔文出生的1809年，拉马克发表了他的《动物学哲学》，因获得性遗传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拉马克因而饱受非议。
拉马克的第一定律是：“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
在动物的生存中，后天获得的特性虽然不能遗传，但是它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在一代生物中，“用进废退”的机制是相当明显的。
生活中，“用进废退”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钢琴演奏者或者一个小提琴演奏者，其手指的灵活程度以及和大脑的配合方式，都已经达到了从软件到硬件的转变的程度。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单一地看，获得性能力或者人的主观努力对其生存和发展总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能引起进化速度的变化，而不影响进化论的基本规律。
“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进一步说，文化进化的产生、传承，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而且通过无数个“祖先”，向个人传递各种习惯和信息。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播速度。
主动顺应自然，虽不会影响进化规律，却会影响进化速度。就像在单性生殖的世界里，生物也会变异，只是变异的速度非常低，有性生殖大大增加了个体的差异性，从而提高了进化速度。主动适应自然的能力相当于给生物的变异增加了一个变量，又进一步增加了个体之间差异的机会。企业的努力提升了进化的效率，从而压缩了进化时间。在生物世界中，千百万年的进化，在企业世界里，也许几十年就达到了这种差异程度，但其中所隐含的共同规律却是非常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