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两群禀赋相似、基因相类的猴子，其中一群生活在高大乔木丛林中，以丛林的果实为食物；另外一群则生活在草原，以矮小的灌木果实和草本植物的果实为生。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后天的获得性能够遗传，只需要几代猴子，两个种群之间的差异就会相当大，在丛林中生存的猴子擅长攀爬，而在草原上的则擅长奔跑。这是我们设想的人类从古猿中分离的场景，如果按照拉马克的方法，猿也是可以进化成人的。从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速度上和我们发现的化石证据不匹配。
几乎没有多少科学是一蹴而就的，那些没有发现“终极真理”的科学家由于其做出的贡献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唯有拉马克受到了如此大的非议，甚至无知的嘲笑，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厄恩斯特·迈尔的巨著《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中，迈尔明确提到，“现在是为他（拉马克）恢复名誉的时候了”。
我认为，学界对拉马克的非议不仅有失公允，关键是影响了进化论研究的进程。这种非议很自然地割裂了获得性遗传和盲目变异之间的纽带，认为它们是完全相互背离的。这种想法就延伸出这样一种推论—具有获得性遗传特征的事物，不应该试图用进化论的原理去解释。
获得性遗传只是错误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方式，但是在逻辑层面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就很自然地跨越了进化论和人类诸多科学之间的鸿沟。比如智力的参与会不会使进化论不再适用？由文化主导的人类行为是否可以用进化论去解释？
这一切的答案是肯定的，进化论可以解释植物，也可以解释动物，适合非常简单的生命形态，也适合复杂的、具有很高智能的灵长类。
智力和知识的参与，使得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有目的，而非随意的，这是很多学科运用进化论的障碍。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在拉马克的方式下，进化论还能成立吗？
尽管在生物领域证明了达尔文的发现几乎是完全正确的，而拉马克则是错误的，但如果超出生物学本身，把自然选择的进化原理延伸到其他领域，两者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共同的基础是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寻求存在的逻辑。如果超出生物领域，拉马克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实际上是相同的。
人如此具有智能，就企业而言，毫无疑问的即便是进化也是按照拉马克的方式进化的。这意味着必然王国不必然向自由王国转变，事实上我们将永远处于必然王国之中。
写作本书之前，我也曾“预谋”写一篇《企业进化—从达尔文到拉马克》，旨在强调企业进化是一个从被动、被自然选择到主动适应自然的过程。想法虽然温馨，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遗憾的是深入地思考发现，当大家同样都进化到主动适应阶段，成败还将取决于运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运气的成分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遗传和进化
生物进化是要和遗传联系在一起才起作用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本代些许的适应如果是天生的，会对进化有一丁点影响，如果是后天获得的，就不会对遗传产生任何影响。
而企业不具备遗传特性，至少也找不到遗传基因，这样就会使整个类比的研究方式崩溃。由于“获得性遗传”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进化的速度极大地增加。这样就使在生物界许多年才能起明显作用的进化规律，在企业界却迅速体现出来，就像看一个纪录片一样，时间被压缩了。
经济事务通过模仿实现遗传特征就非常明显。只是不像父子之间单线的遗传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群体遗传特征。哈耶克指出，个人面临问题时将通过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解决。尽管成功的适应者并没有任何社会目标，但社会仍然从他们的实践中获益匪浅。当变异过程结束之时，选择过程将从大量的解决之道中保留那些使行为人在试验中有可能成功的一部分。
在企业中，遗传的方法多种多样，获得财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模仿的方式而不是生殖的方式遗传的，遗传总是保留适应环境的部分，逐渐剔除不适应的部分。而新一代的企业总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遗传和变异的方式获取生存的机会，而不是完全推倒重来。
在硅谷，人们在一个公司打工的平均时间是0.7年，就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很多新企业都是原企业的员工创办的，从事类似的产品和经营活动，只是稍微有所调整而已。如果可衡量的话，这些公司之间的相似程度甚至比生物上的父子更相似。
经济活动的遗传规律更广泛，亚马逊的成功造就了当当网，新浪也同样会模仿雅虎，当完全照本宣科的仿效密集到一定程度，为了减弱竞争强度，有的仿效者就会寻求创新和变异。杰克·韦尔奇出一本传记会被世界上许多人阅读，即便是若干个阅读者只能吸取其一点点经验，累积起来的遗传效果也是相当惊人的。
企业的经营活动乃至产品，绝大多数是因循“习惯”的结果，而习惯又通过模仿的方式遗传和继承，所以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中，效果相当于生物的基因。
这说明经济活动是有遗传特性的，这种遗传保留了与环境相适应的部分，淘汰了不适应的部分，正是这种遗传和自然选择产生了累积的效果推动经济发展。当遇到新的问题和情况时，人们又通过试错的方式进行调整，相对正确的调整被保留，错误的调整被淘汰，于是变异、适应、选择和淘汰的规律在企业活动中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如果超越生物界，只研究进化规律，我们发现遗传并非进化规律必要的组成部分，进化规律是随时起作用的，自然选择随时都在保留适应者，淘汰不适应者。遗传只是进化规律得以累积，把火炬传递下去的一种手段。
在《物种起源》的“第四章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的提要中，达尔文总结了自然选择学说的推理过程：
在变化着的生活条件下，生物构造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要表现个体差异，这是无可争论的；由于生物按几何比率增加，它们在某年龄、某季节或某年代，发生激烈的生存斗争，这也确实是无可争论的；于是，考虑到一切生物相互之间及其与生活条件之间的无限复杂关系，会引起构造上、体质上及习性上发生对于它们有利的无限分歧，假如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有益于每一生物本身繁荣的变异，正如曾经发生的许多有益于人类的变异那样，将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但是，如果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肯定在生活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存自己；根据坚强的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性状的后代。我把这种保存原理，即最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导致了生物根据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进；结果，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形里，就会引起体制的一种进步。然而，低等而简单的类型，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它们的简单生活条件，也能长久保持不变。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
1.个体总是有差异的；
2.生物的数量总是按几何比率增加，而自然资源有限，这个矛盾必须通过激烈的斗争解决；
3.生物体之间复杂的关系，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生物体个体之间原本的差异，会引起无限多样的变异；在数量众多的变异中，总会产生有益的变异；
4.有益的变异得到保存，并通过遗传获得世代的累积效果。
企业的进化环境与此非常类似：
1.以高速提高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相对增长缓慢，也就是相当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引起激烈的淘汰；
2.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和环境的复杂关系，总是会引起无限多样的变异或者尝试；在数量众多的尝试中，总会有适合的尝试；
3.适合的尝试被总结、学习和仿效，也就是说通过了自然选择。
一个市场上到底能容纳多少厂商，一个产品类型（例如纸媒体）到底可以有多少种存活，在理论上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确实显示出一定的统计规律和趋势，后面我们将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一点。
企业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永不满足地扩展和争夺资源，每年在任何一个行业中由各个公司制定的增长和扩张计划之和都大大地高于整个行业的实际增长率。这并非因为人性的贪婪，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假如有的企业非常“理性”，只是基于现实，安于现状，不久在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面前就会败下阵来。
时间的问题
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赌博方案，抛硬币决定胜负，比如他押正面，如果他输了出2000美元，而你输了则只需要出1000美元。显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赌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赌。原因在于，尽管收益两倍于风险，但是在一次赌博中，取胜的概率只有50%。
萨缪尔森把这个赌博方案分解成100次，每次他输了的话出20美元，赢了则只得到10美元。于是，就没有人再拒绝这个赌博。道理非常简单，100次抛硬币，会体现出概率上的统计规律，和萨缪尔森赌博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游戏。
当把生物进化论应用于解释人类的文化和企业规律时，人们质疑漫长的进化过程，对于只有几十年的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个很起作用的因素，企业或者人类文化短暂的瞬间，尚不足以明显地体现出进化规律来。
通过分析发现，尽管企业和经济活动时间短暂，但是进化规律的作用力还是相当明显，因为人类文化和行为的进化速度非常之快。就像萨缪尔森提出的赌博一样，抛硬币的次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缩短而相应的减少，时间在缩短的同时，抛硬币的频率增加了。
人类活动进化节拍的加快，并不是我们自身的基因比过去的改变速度更显著，而是主导人类行为的文化规律进化相当快。那么，文化是怎样进化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