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商人做官，他们竟然不敢，一个个推三阻四，不惜拿钱疏通关系，一个个真是贱骨头，明哲保身到了这种地步，给他们权力，他们竟然都不敢要，活该他们被文官集团压迫了几千年，伍秉鉴给广州各级官员磕的那些头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他们比文官更没有担当。
没人不想做官，只是不想承担风险，现在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就等于是加入了朱敬伦的派系，卷入了朱敬伦跟朝廷的斗争之中，他们怕在这这股大势之下，引火烧身，最后玉石俱焚。
但是朱敬伦的命令不会动摇，就是根据谁有钱谁做官的原则，这时候没时间一一分辨，分清谁的品行和能力，只能用这种粗暴的一刀切的方法来处理了，既然能在当地首屈一指，赚到让人惊叹的财富，他们的经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品行是否贪婪，朱敬伦逼迫他们写下保书，为官期间，不得贪墨一分公帑，否则抄家，相信这些本就十分有钱的家伙，也不至于为了钱财玩命。
至于他们会不会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基本上不用怀疑，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就没少了利用权力，只不过过去的寻租，是给官员贿赂，换取权力，现在则是自己直接掌握了权力，他们怎么可能不用，在自己没权力的时候，他们都能玩转权力，现在直接享有权力，那更会用的得心应手。
这种程度的贪腐，朱敬伦暂时还能容忍，反贪不急于一时，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得一步步的化解，美国在二战前才勉强打下去了疯狂的贪腐，没必要求全责备，在一个贪腐文化盛行了上千年的国度试图一夕根除。
这些商人被强逼着上任了，既渴望权力，又害怕危险，几乎处在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情绪中上任了。
赫德也商人了，进驻了过去恒祺执政的粤海关衙门，广州城里的百姓就不太在乎了，多一个洋人，少一个洋人而已，他们见的多了，广州八十年一口通商，从他们太爷爷时代，就没少见过洋人。所谓不让洋人入城，那是说入城居住，即便是在乾隆年间，也是允许洋人在休假那天，入城游览的，所谓休假，就是洋人的星期天，但是只有一天，不能停留，不能居住，平时洋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商馆区，也就是十三行。
更不许女人进入广州，即便是城外的十三行，也不行。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商馆。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有损天朝礼教。甚至引发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有违天朝体制”。
广州官府立刻下令驱逐盼师夫人，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广州官府则威胁要发兵驱逐，此事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要不是最后盼师把夫人送到澳门，鴉片战争弄不好提前十年就会打响。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洋人通过条约取得了进城的权力，但是老百姓不答应，洋人进城轻则扔石块，重则有生命危险，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后，广州老百姓才第一次大范围跟洋人接触。
这种文化的封闭，通过交流自然也就打破了，洋人占领广州期间，虽然依然冲突不断，但是大多数接触过洋人的老百姓，也没觉得洋人就哪里特殊了，大多数还不是和和气气，就算是士兵，买西瓜那也是给钱的。虽然也有抢掠的事情发生，可跟大清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渐渐也就习惯了。
如今洋人进出广州城已经不稀罕了，所以赫德入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也就是一些街头巷尾的非议罢了，两旁的邻居觉得身旁住上了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好像美国白人的社区住进了黑人后，整体搬迁一样，粤海关衙门也出现了老百姓卖房子的情况。
赫德也不满，他还歧视这些十天半个月不洗一次澡的中国人呢，但更不满的是，朱敬伦动了他的权力，所以处理了新安的关务，将总海关搬到广州城后，他第一时间就要拜见朱敬伦，他要跟朱敬伦谈判。
走过归德门的时候，他还看到了悬在城门洞中的大印，以及贴在城门旁的罪状檄文，老百姓热闹看个没够，也只是指指点点，嬉笑打闹，也没人敢撕那张说朱敬伦拥兵自重，上亡故天恩，下欺凌百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还号召勇士，能提朱敬伦人头来见者，朝廷必不吝封赏。
赫德看到朱敬伦不但没有派人把这告示撕下来，反而派了几个士兵在旁边保护，防备有人破坏。
赫德要去广州将军府，朱敬伦现在跟广州将军住在一个府里办公，因为他不会让穆克德讷脱离他的控制。
穆克德讷这段时间表现的还算乖顺，尤其是听到北京的奕欣发动了政变，除掉了肃顺等人之后，那就更是对朱敬伦十分顺从了，他认为朱敬伦代表的奕欣一党胜利了，更让他满意的是，奕欣自己没做皇帝，而是继续拥护了咸丰的儿子做皇帝，这么看来奕欣也算不上是乱党，只是在保旗人的江山，而不是自己想做皇帝。
为奕欣稳定广东大局的朱敬伦，那自然是前途无量，在穆克德讷看来，一个广州知府是跑不了了，尽管还比不上他这个将军，可是人家将来还会再升，起码靠着奕欣这个权臣，两广总督是指日可待的。
穆克德讷认定，即便奕欣没有当皇帝，依然保着同治皇帝，但绝对跟当年多尔衮保着顺治一样，只要奕欣活着一天，朱敬伦就能放肆一天。
至于这段时间有文官不断的找穆克德讷告状，说他被朱敬伦迷惑了云云，让他赶紧起兵平叛，则被穆克德讷自动忽略了，他甚至主动找了朱敬伦一次，认为其中有些文官肯定是耆龄或者肃顺的党羽，希望朱敬伦把那些人除掉，但朱敬伦大度的表示，区区几个文人，现在大局已定，一切让皇帝裁决吧。
朱敬伦的这种大度，被穆克德讷理解成了坦坦荡荡，更说明朱敬伦没有作乱的嫌疑，至于私自任命官吏，私自跟洋人开港，他可是听说奕欣跟洋人的关系更近，都传出洋人要支持奕欣当政的说法了。
所以他想当然的认为，朱敬伦是奉了奕欣的命令，否则朱敬伦这种人怎么可能给洋人好脸色，穆克德讷依然记得，是朱敬伦绑架了洋人首领巴夏礼，是朱敬伦冒死点燃火药在波罗庙炸死了英法联军司令，是朱敬伦帮忙收复了广州城，是朱敬伦在新安连结乡勇冒死保土，至今洋人没割走九龙司，这都是朱敬伦的功劳，以穆克德讷的理解，朱敬伦针对洋人做了这么多事，应该是洋人的死敌才对，是不可能跟洋人合作的。
因此对一个个游说他的文官视而不见，他才不想跟这些迂腐的文官扯在一起呢，虽然朱敬伦表示了大度，他可不认为奕欣不会收拾这些人。而且话说回来了，就算朱敬伦真的造反了，让他起兵，他怎么起兵，手里就没有一个兵，连八旗兵都跑去朱敬伦那里吃饷了，让他双拳四手的去跟朱敬伦单挑吗？让他赤手空拳去对抗朱敬伦的洋枪洋炮吗？这种事情，穆克德讷根本就不会考虑。
赫德到了将军府，他见到了朱敬伦，他表达了不满。
结果朱敬伦比他还不满。
“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就不是你管理下的职员？别忘了你也是一个政府雇员！”
对赫德的做法，朱敬伦早就不满了。
他当初跟赫德约定，以增加赫德权力的条件，重新划定了海关的管理模式，那就是中国人与洋人雇员之间的比例，中国人至少要占到七成，洋人最多只能到三成，赫德跟朱敬伦都是权利意识很强的人，商定好之后，俩人就重新签写了委托协议。
之后赫德确实做到了，海关中的洋人雇员数量大大降低，中国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是他采取了取巧的方法，在海关之中划分了内外班之别，洋人主要是内班，大多都是管理层，而中国人却大都是外班，是底层职员。
尽管赫德宣扬高薪制度，认为与其用低廉的薪水，雇佣一帮无用之人，不如用高薪聘请需要的人才，但是因为地位不同，华人和洋人之间的薪水差距相当大。
内班的洋人税务司，每人每年从3000两递升到9000两不等；副税务司，每人每年从2400两递升到3000两；头等帮办，每人每年从2400递升到3000两；二等帮办每人每年从1500两递升到2100两；三等帮办，每人每年从900两递升到1200两。
外班的华人最高的超等验估，每人每年最高2400两；头等验估，每人每年1800两；二等验估；每人每年1200两；超等验货，每人每年1200两；头等验货，每人每年1080两；二等验货，每人每年960两；超等铃子手，每人每年844两；头等铃子手，每人每年720两；二等铃子手，每人每年600两。
可即便是外班的高层，依然是洋人把持。只有在内外班之外的通事，基本上用的华人，从香港请来了一大批懂英语的华人。
这些通事最低的额外通事年薪为两；进入帮办通事等级，才能拿到年薪两；达到通事等级时，年薪为两。
如此高的薪酬，刺激了关员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促使他们长期地、连续地为海关效力，以便得到额外的奖金。
尤其是对薪水低廉的中国人来说，几百两的年薪，足以让那些从事外贸的小商人放弃自己的事业换来一份相对稳定的长期收入，可以说赫德几乎能招到任何他想要的人才。
朱敬伦不在乎赫德发多少薪水，但他很在意这种区别对待，短期还看不出什么，但是长此以往，难免会在海关中造成这么一种心理意识，那就是华人比洋人低人一等，而这些华人才是朱敬伦能够倚重的人才，朱敬伦坚持让赫德雇佣华人的根本目的，是让赫德帮他们培养人才，而不是让赫德摧毁他们的心理，打击他们的民族自信。
赫德不满，是因为他认为朱敬伦干涉了他的权力，既然朱敬伦委托他管理海关，那就不能越权干涉他的管理，朱敬伦不满，是因为赫德的管理制度，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
可是赫德解释说，如果高级管理人员任用华人的话，会带来贪腐的中国官场习俗。
朱敬伦直接拍案而起：“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