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林家胡同的父老乡亲
现在，蓟县城里的地名标志牌上并没有“林家胡同”，因为这条胡同在1959年就拆除了。我的婴儿时期和幼儿时期，都是在蓟县城里西南隅村的林家胡同度过的，所以对林家胡同的状况有着深刻的印象。
林家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型胡同，有五六米宽，一百八九十米长。可容一辆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它的南口在现在的工业局南边的塔前胡同（现称白塔寺街）工业局大院西侧，也就是现在的居民楼部位。它的北口在现在的中医院北面的北四眼井胡同那趟街上，也就是中医院西侧医院家属楼院墙大门口处。
在1959年拆迁前，林家胡同路东只在中间部位有一户人家，是我二叔孟庆华家，这里是我们孟家的祖宅，也称为老孟家东院，据说我家远祖从山东省曲阜县大柳村迁来蓟县后就置买了这个小院，我曾祖父孟昭信和他弟弟孟昭义从小就住在这院。这是个正方形的院子，估计长宽都有十七八米的样子。院子的西南角是个普通的一米左右宽的小院门，院里靠西北面有三间正房，是草根“拍的”草房。正房的后面与后院墙之间是两米来宽的小后院，也是修建房屋时用来搭脚手架的地方（按照蓟县人的建房习惯，只要不是临街的房屋，都要在房后面留下搭脚手架的地方）。房山东面有个简易猪圈，也是厕所和堆放粪便的地方。民国初年院里还有三间东厢房，也是草房，由孟昭义一家居住。后来孟昭义到天津说大鼓书，两个儿子也先后去天津谋生，后来女儿出嫁，妻子在家病故。孟昭义又在天津市里续弦生一女，三间东厢房无人居住，就被雨水浇灌坍塌了。只剩下三间正房，日伪时期这个院被征用，作为日本队部的“马厩”。
1945年蓟县城“头次解放”后，这个院归还孟家，由我们家（我奶奶、我父母和二叔）居住。1952年我奶奶病故后，我母亲与二叔分家，我家搬到西院去住。这个院到1959年拆迁之前，由我二叔一家居住。那时我二叔在铁工厂（后改名农机厂，县棉纺厂的前身）上班，是打铁的锻工。家里有我二婶和几个孩子属于农业人口（解放初期城里有土地的家庭为农业户，没有土地的为非农业户），大堂弟与我同岁，都是1948年出生，他的生日比我小半年。下边是1952年出生的大堂妹、1954年出生的二堂妹、1956年出生的二堂弟和1958年出生的三堂弟。
孟家东院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县医院，县医院在这个胡同有个小门口，整天关着，基本没开过。据说这个小门是以前的南王家、新张家及后来的日本队部，为外面人进出院子后面的厨房专开的。因为厨房需要的米面肉菜豆腐木柴之类的物品，有店铺伙计或者小贩专门给送货上门，厨房的残渣剩饭及泔水也要往外挑，这些需要进出伙房的下等人不能走南大街上的正门，只能走林家胡同的小门。解放后的南大街上的县医院大门是对民众开放的，连病人都可以随便进出，何况需要进出伙房的人了，谁还愿意绕个大弯跑到林家胡同去走后面的小门呀，所以这个小门长期关着。
孟家东院的南面也是个大宅院，它的前门在南大街上，也就是现在中医院南面的县印刷厂的位置，这里最初是南王家的宅院，后来成了官宅官地。这院子里既有正房也有厢房，都是砖瓦房，中间是个很大的空场。1955年公私合营时，在这院成立了编织社，也就是个手工作坊。工人们用手工操作的简单工具打麻绳、皮绳，还制作农村用的杈子、扫帚、笸箩、簸箕、牲畜套（牛皮绳做的）等生产工具。这个院在林家胡同也有一个大栅栏门，平时经常关着（院的前门白天是敞开的），有工人出入时才打开。这个大院的南面是老宋家菜园子，只有院墙没有门口。老宋家也是南大街的大户人家，位于现在县工业局的地方，临街的大门口，院里的正房厢房都是砖瓦房。住宅的后面（西面）是个大菜园子，菜园的西墙在林家胡同，南墙在塔前胡同（白塔寺街）。1955年公私合营时，蓟县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手工业管理局”，老宋家就搬迁到别处去了，这里就成了官宅官地了。
林家胡同的路西共五户人家，中间是我们老孟家的西院。这个院子我曾祖父孟昭信置买的，院子比较大，除去临街与东院相对的位置是一片住宅外，西面北面都是菜园子（菜园占地三亩三分），在菜园临街的墙中间也有个不常开的小栅栏门。孟家西院临街是一层三间的东厢房，最北面一间是门道，院内迎门是一座影壁墙。南面的两间是一明一暗的屋子，外间是厨房有锅台，里间是卧室有火炕，由我曾祖母孟贾氏居住。与东厢房相对的是三间一明两暗的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有后门，后门外是个小后院，有半人高的破院墙。后院可以种玉米和蔬菜，没有猪圈和厕所，后院破墙外有粪堆（简易厕所）。堂屋内左右两侧是锅台，两侧的屋子是卧室，屋里有火炕。这层西厢房在日伪时期由我祖母孟绳氏和子女居住。1953年以后，由母亲和我居住。
东西厢房中间的院子不太大，大约七八米宽，南北向比较长，要有十四五米。院子北面也就是在东西厢房的房山之间是一道砖头墙，墙外是菜园子。在这两层厢房的南房山外与南面的院墙之间还有空地，东厢房的房山南面是个简易的厕所，西面只一道多半人高的小墙，里面有茅坑和粪堆。所谓粪堆，就是把灶里扒出的草木灰及屋里扫地扫出的垃圾，茅坑里起出来的粪便，都对放在一起发酵沤肥。西厢房的南房山外边是一片空地，也是通往后面（西面）另一小院的道路，在与西厢房后檐墙相连处又是一道南北向的院墙，南侧有个小门楼，门里一个三四米宽的小院和一层一明两暗的三间西厢房，由我二爷孟宪增父子三人居住。
里面这个小院的西厢房的北房山与前面我们母子居住那层西厢房的南房山在同一直线上。这层西厢房的后檐墙与前层西厢房后院的半人高小院墙在同一直线上，这层西厢房的后面就是大菜园子了。这个小院也没有猪圈和厕所，房后面菜园边上有粪堆，也就是简易厕所。过去有土地需要农家肥又不养猪的人家，许多都在粪堆处大小便，这样更省事，不用起厕所，每隔几天用铁锨往粪堆上攒一下盖些土就行了。
我们孟家西院的三层厢房全是草房，后面我二爷孟宪增住的那层本来是“倒插茅”，解放后改为“打马镫”的草房，前面的两层是“倒插茅”的草房（关于草房的种类，我在本文第一章第五节《老城里的宅院和房屋》中做过详细描述）。
孟家西院后边的菜园子是比较大的，它与好几家相邻。北面是成兰甫家和老潘家（潘家的大门在南四眼井胡同路南），西面是三户老钱家（大门在塔东胡同路东），南面是张顺家，东南面是李宝真家。院子里有一眼大石井，位置在我们母子居住的西厢房后院墙外（有半人高院墙）的西北面。
孟家园子北面有两户姓“成”的人家，两家是叔侄关系，北院是叔叔成德才家，南院是侄子成兰甫家。据说他们祖上本来姓工程的“程”字，曾经考中举人，为考中进士，故意把姓氏改为成功的“成”，并且以此勉励子孙要努力学习，争取科考“成功”。所以就姓这个“成”字了。
路西最北面的成德才家门口是个小门楼，两扇木板门，进门是个小院，院里有前后两层草房，都是正房。院子北侧五间正房住的是卖馄饨的成德才（号称成六爷）老两口和未婚子女共六口人。成六爷的年龄比我二爷孟宪增（1914——1973）要大十多岁，在林家胡同成六爷辈分最高，我母亲称他们夫妻为六爷和六奶奶，我称他们为“六老太爷”和“六老太太”（蓟县人称曾祖父为“老太爷”，曾祖母为“老太太”）。他家的次女成兰香比我大三四岁，我称她为“老姑奶奶”，他家的次子成兰发只比我大一岁，三子成兰旺和四子成兰勇都比我岁数小，我也都称他们为二爷、三爷和四爷。
院子前面（南侧）东侧有三间（原是两小间）草房，住的是成六爷的大儿子成兰贵（成六爷已亡故之妻所生）夫妻和一儿一女，共四口人。大的是女儿乳名“玲”，和她四叔成兰勇同岁，小男孩乳名“良”，比玲小两三岁。
成六爷家宅院南面，也就是成兰贵住的房子前面，也是一小片菜园子，也有一眼砖井。成六爷本来是挑着柜子在街上出摊卖馄饨的，公私合营以后就在饭店工作了，成六奶奶和儿女们都在家里务农。
路西第二家是成兰甫，他家的门口是个大梢门（大栅栏门），院里有一层正房（三间），本来是草房，合作化后把房顶改成瓦房了。正房里住的是成德才的侄子成兰甫一家六口，还有三间西厢房（旧瓦房），出租给一家在街上出摊卖小吃（可能是卖丸子汤等）的乡下人了。成兰甫的年龄比孟宪增略小一点，我母亲称他们夫妇为大叔大婶。他们的长子成志忠在北京工作，女儿（忘记名字了）是1958年左右结婚嫁到北面山区的村子了，次子成志义比我大五六岁，三子成志奇比我大三岁，我要称呼他们为大姑、二叔和三叔。他家的幼子比我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家院子前边（南侧）也是一片菜园子，也有一眼砖井。成兰甫过去也出摊卖过馄饨，后来给人家当厨师，还兼职过鼓楼上的敲钟人（报时间），公私合营后也成了商业职工，但是家里还是农业户。
老孟家西院的南面，也就是路西北数第四家是一个方正的小院李宝真家。这个院大小与孟家东院差不多，也没有菜园和水井。一个小门楼两扇木板门，一层三间的砖瓦房，是西厢房。这个院本来是有一层正房和东厢房的，由开裁缝铺的老何家弟兄三家居住。1947年顽军西撤时，住在正房和东厢房的弟兄两家跑北京去了，因为都是草房，无人居住管理，很快就被雨浇的坍塌了，只剩下住在西厢房的何家老八一家还在这院居住（我小时候见过何八奶奶）。大约在1954年左右，老何家人迁到北京，把宅院卖给了开杂货铺的李宝真家。李宝真是1913年生人，结婚较晚，妻子比他小十四五岁，我母亲称他们夫妇为大叔大婶，我自然要称他们为大爷大奶奶了。他们全家有七口人，长女李来云、长子李来良（1946年生）比我大，次女李来凤、三女李来英、及幼子都比我小。他家本来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租房居住摆摊卖杂货为生计的，二次土改时李宝真分了街面上的房子和一部分土地。他家在南大街临街的宅院被公家占了，他就买了何八爷家的房子，搬到钱家胡同来了。公私合营后，李宝真成为商业职工，家里还是农业户。李家的院子后面（西面）是孟宪增的小院和孟家大菜园子。
在李宝真家院墙南面是一片空场，南侧是一条过道，北侧是“碾道”，有一个公用的碾子，周围人家碾米、轧玉米面都来这里推碾子。小过道里边，也就是在李家和朱家的西面，住的是开过杂货铺的老张家和经商开过大店铺的南陈家。
在李宝真家南边空场兼过道的南侧，是老朱家的宅院。老朱家位于林家胡同的西南角，临街是一层坐南朝北的倒房（前窗户在北面），院里还有一层正房，都是砖瓦房。日伪时期这里曾是日本顾问的住宅，土改后分给卖豆腐脑的朱家老哥俩。朱家老大未娶妻与胞弟朱老四一起过，他们本来在西北隅租房居住（与西北隅的朱老三也是同胞兄弟，西北隅的朱老二、老七、老八、老九是同胞兄弟，他们朱家弟兄都是一爷之孙），土改中就要了林家胡同南口这层房。朱家哥俩的岁数与孟宪增差不多，我母亲称他们为大叔、四叔，我称他们为大爷、四爷。朱四爷的长子朱宝华、女儿都比我大，次子朱宝生与我同龄，三子朱宝和比我还小几岁。只是朱家院墙门口不在林家胡同内，而是在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寺街）上，门朝南开，从门口说就不算林家胡的住户了。
老朱家西北面的老张家是一层五间比较低矮的砖瓦房，土改后张家老掌柜的已经故去，杂货铺也不开了，只靠土地为生。长子张泽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家里只有次子张顺、三子张千和母亲一起生活。张顺张千的年龄和我老叔孟庆雨（1938年生）上下差不多。我称张顺、张千为二叔、三叔，称他们母亲为大奶奶。因为张家的门口正对着小过道，也要从林家胡同进出，所以应该算林家胡同的住户。
在张家的南面、老朱家的西院是南陈家，这是个两进三层的深宅大院，三层正房都是足五间的砖瓦房，每两层房中间还各有东西厢房，都是三间的砖瓦房。南陈家的前门也是正门在白塔寺街上，后面的院里也有个后门朝东开，与北院的老张家的门口相邻，也就是说林家胡同的小过道在里面又向南拐了个弯，与南陈家的后门也相通，但是南陈家院里的人除了到林家胡同的人家串门外，很少走这条小过道，所以，不应算是林家胡同的住户。据说以前南陈家的老掌柜的在世时曾经开过几个大店铺，比较阔气，才盖下这处深宅大院。后来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分家单过，到日伪时期就败落了，蓟县城里的店铺都没有了。解放前夕，南陈家的老大（不知名子）夫妻二人在外地开店铺做买卖，大概是因资不抵债，把儿子陈德仁（1946年生）托付给二弟陈维新，夫妻二人双双上吊自杀。陈维新把大哥的遗孤抱回蓟县家里抚养。陈维新那时在北京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会计），母亲和妻儿在家种地，他的长子陈德光与我同龄，他妻子也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只是辈分高，我称陈德光的母亲为“二奶奶”，称他祖母为“老太太”。他们家住在南陈家大院的中间那层正房里。南陈家的老三是陈维成，我称他们夫妇为“三爷”“三奶奶”，他们的长女陈秀圆比我还要小几岁。他们住在陈德光家前院的西厢房里。南陈家的老四没见过，不知是在外地还是去世了。老五陈维周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五爷”“五奶奶”，老六陈维宇在县政府上班（从财政局退休），妻子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六爷”“六奶奶”。据说老五老六是亲哥俩，他们分别住在陈德光家前院临街的倒房和东厢房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比我小，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什么原因（南陈家并不是地主富农成分，可能是中农成分），南陈家后面那层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在二次土改中分给了李坤家（也可能这个院子是陈家老大的，和城内其他随顽军西逃北京的非剥削阶级家庭一样，留下的房子和土地在二次土改中视为无主财产分给穷苦人家了）。
李坤本来在南城根住茅草房，后来搬到南陈家后院，比陈家弟兄的住房还宽敞了许多。李坤有三个儿子，长子李世义比我大两三岁，次子李世存与我同龄，三子李世奇比我小两岁。李坤在李家排行最末，我要称李坤夫妇为“老爷”“老奶奶”，称李世义弟兄为“叔叔”。李坤是“扛大个”的（搬运工人），公私合营后在搬运工会上班，家里也是农业户。李坤家往南可以穿过陈家的堂屋到白塔寺街，往东可以走林家胡同。所以李家可以算半个林家胡同的住户。
林家胡同没有公用的水井，因为这里的水脉都是苦水，孟家菜园和成家菜园的井水都是苦涩的，只能洗涮，不能饮用和做饭。甜水井都在别的胡同，北面的住户要去南四眼井挑水，南面的住户要去老宋家院外的大井（现在的工业局院内）去挑水。
1959年夏末秋初，当时正是建大公社和吃集体大食堂的年代，蓟县人民医院要扩建，就把林家胡同路东的一户及路西从李宝真家以北的孟家、成家共7户人家的房屋和宅院全部拆迁了。同时还占了孟家已经入社的园田和位于孟家园田北面，成德才和成兰甫家西面的老潘家的园子的一部分。老潘家的门口在南四眼井胡同内。他家也有大菜园子，东半部的南面是孟家菜园，西半部的南面是塔东胡同老钱家的菜园子。这次县医院以孟家菜园的西墙为界，南面到林家胡同通往南陈家和张顺家的小过道和张家后院墙，北面到四眼井胡同。扩建后，林家胡同的南段还保留了二三十米长的为张顺、李坤两家所独享的“死胡同”（蓟县人称只有一个出口的胡同为“死胡同”），胡同的北面是县医院，东面是编织社和手工业局。到了1970年以后，林家胡同南端的张家、李家、和白塔寺街上的朱家、南陈家，以及塔东胡同的几户老钱家，南四眼井胡同里的老潘家，老周家，老任家等先后都搬迁了。这样从塔东胡同以西，白塔寺街以北，南四眼井胡同以南的一片民宅和园田菜地，就全部消失了。
与现在的拆迁不同的是，我们林家胡同最早拆迁的7户人家，正赶上刮“共产风”，村里不给房基地（那时城墙里边就有许多菜园子，可以当房基地，1963年后这些菜园子都变成了新的房基地），不许建新房，只给拆迁费，可以用拆迁费购买旧房。那时的拆迁工作很好做，老百姓也听话，没有人敢和政府讨价还价。因为在旧社会，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要“征用”民宅，都是不给任何报酬的。共产党政府不白占老百姓的房子，还给拆迁补偿费，老年人们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些拆迁户，都是在西南隅之外买的房。
成德才家在西北隅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甫家在东南隅村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贵家在西七园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李宝真家在东南隅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我二叔孟庆华家在东北隅东大街路北买了三间西厢房（砖瓦房），半个小院；我二爷和我老婶在东南隅成兰甫家新买的宅子后院，买了两间半正房（小瓦房），一间半小棚子，半个宅院；我家在西北隅钱家胡同买了半层瓦房（两间），半个宅院。
这次拆迁是蓟县城里第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总的看是老百姓吃亏了，各家的住房面积没有增加，有的反而减少，宅院面积普遍减少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也没有表示反对的，只能认命而已。这样一来，我们林家胡同的这几家老邻居、老乡亲就分散到三四个村子里去了，虽然大部分人还在城里，可是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比我年纪大的我还能认识，后来在街上见面也打招呼，那些比我小的孩子长大以后，走对面我也不认识了。
林家胡同北侧正对着的一条小胡同，叫星星石胡同（据说是因胡同口从天上落下块陨石而得名），这条胡同的南口正对着林家胡同北口。星星石胡同比较窄，可以走马车走不了汽车。我小时候，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只在路东有一户人家，就是杨永富家。他家的南墙外是四眼井胡同，东院是刘家老店和南大街路西的其他店铺宅院。杨家的房子不多，菜园子很大。路西是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大院墙。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永富家的大菜园子又被商业部门扩建占去了一大半，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就容纳在商业局大院里了。杨家只在自家大院的南侧——四眼井胡同路北的位置，剩下两层房的宅院，现在杨永富的儿子杨俊亭和杨俊青家还住在这里(梅花楼与鼓楼广场的南侧古建筑式的楼房之间那两家店面式小楼房)。星星石胡同的北半部有一眼公用水井，这里住着麻、宋、方、蒋、李等几姓人家，其中姓麻的是大姓，有好几户。北面有两个出口，都在西大街上，东面一个出口，位置在西大街现在的鑫龙商城西面的公共厕所处。西面那个出口有个弯绕过老麻家连通老爷庙对面的小空场（曾经是老爷庙的戏台），胡同口的对面是老爷庙的山门（现在的旅游局临街办公楼处）。1984年西大街改造中，麻宋方蒋李姓等人家全部搬迁，这两个胡同口也消失了。
不过，星星石胡同的拆迁户与林家胡同的拆迁户，虽然同是西南隅村社员，拆迁的政策和待遇差别是很大的。
杨家大院被县商业局扩建占地时，老城墙外面还没有形成西南隅新的住宅区，所以就给他家留下一块宅基地，使杨家用拆迁费盖了新房。西大街改造时，城内四个隅村民的住宅区已经扩大到老城墙外边，所以，拆迁户都在城墙外给的新房基地，各家用拆迁费盖起了新房子，他们都没有脱离西南隅村。因为，后来的拆迁政策宽松了，老百姓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了。向我们家用四间房的拆迁费和卖旧房料钱加起来才买两间房的现象，再也没有了。因为拆迁而减少房屋面积，降低居住质量的事老百姓不干了，给钱少了他们不走。不过，政府的拆迁工作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做了。
现在，西南隅的林家胡同和星星石胡同，早已踪迹全无，只能成为老人们的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