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役后，晋文公觐王朝周，定霸中原，然则其霸业新立并不稳固。郑国天下之机枢，齐桓公当年每每定盟立霸，必争于此。故文公听取先轸之谏，联秦伐郑，欲借天地之形胜克制强楚，以畜国力，常霸中原。文公九年，晋文公、秦穆公合并围郑，以正其城濮助楚之罪。郑国不敌，遂使大夫烛武【1】说穆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终成秦祸。”穆公思虑再三，私与郑盟，背晋退兵。文公见失秦助，无奈之余罢兵而返。后二年，文公薨。郑有门人欲为内应，献城门予秦，穆公亦欲得郑，不听蹇叔、百里奚的谏阻，执意发兵袭郑，并以孟明视【2】、西乞术【3】及白乙丙【4】为将。秦师一行向东，经晋地，过周疆，兵至滑地，正遇郑贾人弦高，其以十二牛劳秦师为缓兵之计，秦将惊而以为郑已有备，故回兵灭滑而去。晋将先轸见时机成熟，率军截击秦师于崤地，得全胜，虏秦之三将，史称“崤之战”。
崤之战中，秦军的惨败并不仅仅是晋军偷袭造成的，相反其内因更为主要。首先，起兵原因荒谬，兵将思想懈怠。秦军袭郑的直接原因紧紧是因为郑国一门人向穆公表示原为内应，往往敌国有重臣作为内应千里袭人都未必能够成功，何况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以此荒谬的理由，就使众多兵将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孤军深入，可谓是穆公的一大败笔。且秦军上下对战争前景过于乐观，对所遇困难准备明显不足，甚至连一个备用方案都没有，更别说胜算于庙堂了。其次，外交失当。秦国携私利跨晋用兵，并未通知晋国，如此大的军事行动都未通知友邦，加重了晋国的不安；袭郑不成，竟灭晋之附庸滑，加之前次对郑用兵中两国积下的旧怨，致使晋国更加愤怒，故发动了此次偷袭。再次，秦军在此次突袭战中犯下的军事指挥失误是导致其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突袭是一种常用且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运用得当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明初靖难之役，燕王朱棣【5】不与建文军过于纠缠，而率朵颜三卫千里奔袭，直导南京，一剑封喉，堪称此类战法之典范。翻阅典籍，奔袭战的成功战例比比皆是，但概括起来均具有三大特点。其一，“快”，即运动迅捷，兵贵神速是用兵征战的通则，尤其是在军队去国远斗，奔袭他国之时显得尤为重要；其二，“狠”，攻敌要害，突袭战往往不宜与敌人全线交战，更不可形成拼实力、拼消耗的局面，应尽量减少与对手不必要的接触，速战速决，攻击对手的要害之处，诸如指挥所、屯粮处等，此类地方敌方虽是防守严密，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打击成功，便可动摇敌人的整个部署和军队的信心，进而左右这个战局。其三，“秘”，即隐秘突然，隐秘和突然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体的，二者相得益彰，指挥者如利用好这对辩证关系，便可对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其心生恐慌，斗志瓦解。为了增强突袭的突然性，孙子主张在发起突袭前，封锁消息，取消一切通行符节，断绝各国使者往来，以期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军事指挥上，古今没有一成不变的计策，但有些用兵的要领则是必须遵从的。反观秦国袭郑之战，秦军跨强晋长线出击，行军过于拖沓，竟大张旗鼓地通过周境，军士言行相当懈怠，屡犯兵家大忌，与突袭战“快”、“狠”、“秘”的三大要领背道而驰，以至于酿成崤山之败，不可不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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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烛武，春秋时郑国大夫。
【2~4】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均为秦穆公时名将，世称“三帅”。
【5】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作者题外话：该文章于2010年2月27日，被放至【新浪文史频道浪首推荐位置】，飞刀在此感谢版主和【凭栏观史】论坛的指点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