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当俄国毛子们为了推翻他们的小爸爸而兴奋的时候，一向温和的中国*政府突然照会人民委员会人民外交委员列夫•布隆施泰因，宣布因为俄国国内形势的恶化，中国决定撤侨。一个快速反应师的远征军从北海的北冰洋航线乘船抵达摩尔曼斯克，急行军开赴彼得堡，然后在彼得堡郊外的西蒙诺夫兵营驻扎。
这一万多中国军队的到来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峙形势，中国军队也开着装甲车在俄国的乡村城镇穿梭，不断护送华人和一些请求避难的俄国人到西蒙诺夫兵营集结，然后送上开往赫尔辛基的国际列车，芬兰方面的中国使馆全力以赴的办理着接待和签证，一批一批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金发碧眼的俄国贵族、深目隆鼻的鞑靼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甚至还有一些茫茫然跟着上车的俄军军官士兵，不过在国际列车上他们的身份都是难民，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将乘坐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慈济会联合租用的各国邮船从芬兰开往上海和青岛。这场被称作“世纪大营救”的拯救行动，从共和九年11月21日至共和十年4月13日，一百五十天的时间里一共撤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侨民42.3万人，接纳俄国避难人员87.9万人，其中就包括多位沙皇家族的近亲和俄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优秀人才，这其中就包括了巴甫洛夫、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人。没有人知道的是，这次撤侨行动还得到了弗朗索瓦和农工党的配合，除了大批的人员撤退之外，还有一千七百吨的货物被转移到中国，这其中就包括了240吨沙皇皇家和俄国政府的黄金储备还有大批的流落俄国的中国文物。
“世界的希望在东方。”这是时代周刊在1918年3月的期刊上开篇的一句话，因为中国*政府和远征军组织的这次有史以来历时最长耗资巨大的人道主义拯救行动，让很多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概念的美国人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原来中国也
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当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最先进最文明的老欧洲们在泥泞中像是野兽一样屠杀同类的时候，当我们的威尔逊总统把一船一船的美国小伙子送上西线绞肉机的时候，遥远的东方，一个距离欧洲比我们还要遥远的国度，为了拯救被暴徒威胁的生命，派出他们最精锐的士兵，向各方支付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千辛万苦的把一列车一列车的求助者从已经陷入疯狂的俄国护送出来。一个十年前还拖着猪尾巴的国度所作的一切努力仅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光辉，这足以让每一个自命为文明国度的列强国家羞愧不已。”
辛辣的文字正好契合了英法美国内的反战情绪，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欧洲、在美国迅速掀起，拒绝征兵、拒绝加班生产军火、甚至拒绝追捕那些逃兵和逃避兵役者，这些协约国家的混乱差点让西线崩溃了，如果不是英法美的联军司令部及时取消了新一轮的进攻计划，或许现在德国人已经可以唱着歌扛起枪回家过情人节了。
“总座，我们正在监视的大学和报社对于俄国人的国内内乱没有多少反应，这是我们发现的几乎全部的有关俄国革命的宣传文件。请您过目。”统调局的调查处处长一身皮衣站在吴宸轩的办公室里。平日的稳重和辛辣都不见了踪影，如果仔细观察，他的后颈部汗水已经流成了小溪，并拢在裤缝的双手指节已经有些发白。
吴宸轩当然没有注意他的异样，他在翻看着这些报告。熟知后事的他当然不能放任弗朗索瓦在中国发展他的信众，不然中国就算成立一个农工党，也是毛子的附庸。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反对强权政治，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种思想的体现已经非常接近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了。看着笔名“潇湘农人”的文字，吴宸轩的笑容有些苦涩，出了一个蒋正清，再出一个洪世藩，这个世道还真是英才辈出啊。
“继续监视，把这些作者都列入C级控制对象，如果他们出现串联或者成立组织，则立即采取行动，但是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明白了吗？”吴宸轩还觉得现在毕竟才是懵懵懂懂的阶段，如果自己能把劳资对抗的矛盾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扩大中国的福利受众，增强中国国力，保持一个良好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大的蛋糕和政府介入的保护性措施足够让多说有一技之长的工人逐步富裕起来，成为有恒产有恒心的中产阶级
不过考虑到西线的形势，撤侨完成后。那个快反师并没有立即撤到法国，而是用一些理由滞留在芬兰。虽然一万多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别国领土上让别的国家总是有些顾忌，但是看在十五吨黄金的面子上，国小兵弱的芬兰还是明智的没有对远征军快反师采取驱离措施。
弗朗索瓦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终于在中国撤侨行动完成后，手里拿着中国“赠送”的两万多支莫辛纳甘步枪三百多门仿制克虏伯的100毫米以下山炮野炮，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力量的农工党，再也不畏惧任何人。弗朗索瓦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这时候中国国内其实对于俄国的关心并不多，不要说忙于大笔捞钱的工商业资本家，忙于加班加点的工人、忙于在二五减租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体系下多收三五斗的农民，就算是思想最活跃的大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也都把俄国革命当成是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贫民暴*动。除了以前小有名气的反对派陈少秋接过了章疯子的铁笔把弗朗索瓦的俄国革命当作一种新鲜的革命思想介绍之外，也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同。
新华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李维常和这位陈少秋两人在报纸上打得火热，私底下见面次数多了。倒成为一对见面就对骂的欢喜冤家，两人这种别样的友谊持续了很久，堪称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另类的伯牙子期。
很多传统文人也都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弗朗索瓦搞乱了俄国不说还企图祸害中国，一直留着辫子的辜振甫辜老就在山东大学的课堂上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无效力。”大多数文人认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显然，多数文人是反对所有的暴力革命，当然也包括弗朗索瓦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总是很鄙夷的，并不认同俄国农工党他们拼命的在国内同胞间的自相残杀。这样一来，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倒也没有了必要，因为中国既没有了深刻的劳资矛盾也没有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相反倒是租界都被一一撤走，连香港都确定了战后的回归，青岛干脆就是中国军队自己打下来的。一个没有五四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或许答案只有在青龙山南麓的那个神秘的基地里才有答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