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节选）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今兰溪）人，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教于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主编《涛声》、《芒种》、《前线日报》等报刊。1950年后在香港从事媒体工作，期间数次回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编著有《国故学大纲》、《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现代中国戏曲影艺 集成》等。
国学，直百秽之所聚，众恶之所趋，而中国腐败思想之薮藏所也。所以然者，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
甲、引言
自《甲寅周刊》行世，“思想复辟”之声又盈乎耳，袓护之者，以为新思潮之末运已届，为时代中心者必将属之于摇首摇尾之冬烘先生；排击之者，则以为时代落伍之丑类，原不足扬已死之灰，第恐青年受其蛊惑，遂欲策群力以排去拦路之虎。甚焉者，以整理国故者“貌似阳虎”，亦以“思想复辟”目之，诚然——“ 新旧之争，等于一哄”（钱智修先生语也），愚以研治国故学为职志，不欲呱呱初堕地之国故学，其生命遽摧折于屠伯酒保之手，敢为海内学者聊贡一言！
《甲寅》之行世，诚可为章行严痛哭长太息。——行严在昔日颇有所建树：昔日之《甲寅》，固一时之健者；——今乃不恤“破斗折衡”以自背其逻辑，不仅不足与《学衡》抗行，即较之《华国月刊》，亦望尘莫及。——意者“食肉者鄙”，不自知其固陋欤？——使治国故学者而与《甲寅》同其趋向，则国故又在磨难中，曷若尽取国故资料而固封之，以待来哲之为愈？故愚敢大声疾呼曰：“研究国故学者不与《甲寅》共戴一天，《甲寅》，我之仇，非我之友也。”
吾国学术界观念之模糊，吾人类能知之，即以“整理国故”一事而论：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以“国学”为帜；无锡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三者虽同标一帜，其实三者必不能并立。盖吾辈若承认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为“国学”，则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国学专修馆所研究者，决非“国学”；若承认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为“国学”专修馆，则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北京之国学研究所，必非“国学”专修馆“国学”研究所。然今之谈国故者皆比而同之，一若名同实即相同，观念之混沌若此，不亦使人闻而大骇乎？愚用此不得不为国故申一言曰：“学术，用语之本义，非能由外表以全窥其底蕴；未全了解其底蕴，徒以外表为批判，决无价值之可言。”“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
愚闻西医初入印度之际，印度人以其医治颇著灵异，患病者遂焚化其方而吞服之，“其愚不可及也”。稍有知识者，即愚蠢甚，当不至师法印度人踵其后而效之也。今日之“国故”，所含之成分凡三：一、史迹之记录，二、思想之疆石，三、工具之烬余。史迹之记录，犹破落户之陈年帐目，用以为查检往昔之过程则可耳，若用以为炼金之原质，则火燃灰扬，返于无物矣；思想之疆石，则如乃祖乃考之尸身，用以为考察时之旁证则可耳，若欲其还魂再生，以振兴家业则惑矣；工具之烬余，犹墙角之破旧耒耜，缺者
补之毁者新之，用以为耕家之资，田园或有复兴之望，若抱残守缺，行见田园之荒芜也。故愚亦愿为读者致意：国故决非救世之“百宝药箱”，国故修明，世未必治；国故凌杂，世未必乱。为“国故”而治“国故”，庶无负于“国故”。
更进言之：国故既不能降福，国故亦必不能降狭。皇皇焉视国故为蛇蜴奔避之不遑者，未免神经过敏。盖痛心疾首于国故之心理，即推衍至于极点，目国故为“家奴”，为人类思想之“梅毒”，为现代之“洪水猛兽”，为中国民族之“附骨疽”，亦无损于国故学真值之毫末。
抑知治国故学者，如医士之研究梅毒，梅毒诚善于传染，入医士之手，不但顿失传染之力，且经医士之研究与试验，梅毒之生殖状况及传播状况，皆已考察得实，因斯疗治梅毒之对症良药以得。国故学亦然。
治国故者，初未尝以国故为“圣经”，曰事喃喃，如教徒之宣号。彼孜孜从事于分析组合之工作，使国故反其本原，露其真面目，使吾人能有真认识，已较诸迷恋国故者有间矣。愚敢为国故学而能完成，中国民族卑怯昏聩之积习，或有廓清之一日。
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戊戌已远，新学说之移殖，新思想之起伏，亦云频数矣；顾其结局，都无佳果，社会之腐败依然，思想之顽旧依然，换汤不换药，徒使吾人扼腕痛惜而已！紬绎其故，盖学说初来，浅见者第知闭门相拒，及学说盛行，浮光掠影者惟知随声附和，待风气已过，又相率顾而之它。自始迄终，曾无一切实工程之可称“种瓜得瓜”，其结局如此也固宜。愚于国故学，窃欲力矫此弊，国故学既为专门之科学，原不待群众之鹜逐，原不必虚糜青年之精力，吾侪苟有志于斯，闭户读书，静心研治，以所得贡之于社会，“求仁得仁”，复何求焉，一至以国故学为号召，欲以“国故”救国，噫！“先生何自苦乃尔”！
乙、轰国学
国学二字，浮动于吾人之脑际者经年矣，闻有一二博学者不察，用以为中国旧文化之总摄名词，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则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它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斩钉断铁，惟有轰之一法。愚按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三，不能不轰者二，请读者静观左列之陈述：
一名词之成立，将有以别于它名词也。“猫”吾名之曰猫，必不与狗相混。猫之于狗，其躯体其性质，固迥相异。以其相异，乃命以相异之名。例之学术亦然。国学之含质，固有以异于世界他国之学术，即含质之大部分，可归纳于学术系统之中，其精神终有特殊之点存焉。此对象既目有特殊之点，则应得一独立不相混之名称，今名之曰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简称），将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法国学术同为类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独立不相混之点何在。既无以表独立不相混之性，则国学一名，即难成立。若谓“国学”本无独立之特点，不妨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同列于类名，则不但老朽顽旧者期期以为不可，即以愚观之，自殷亡以迄“五四”运动，其间文化思想与他群体之文化思想异其流有不可混为一谈者，如个人主义之支配全局，功利观念之笼罩一切，皆不能不别立一科以研究之也。故就实以察名，“国学”一名，不足以副其实，就名以考实，国学之实，
将削足以就履。此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一。
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今以国学为名，就名词观之，二若对象即为“中国”，其势必将取中国之疆域、山川、都邑、人口、物产为资料，然按之事实，夫人而知其不若斯也。由斯可知国学之为名，不但不足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会，不但使人因名而生误会，且使人习科学而背其科学之规范。此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二。
胡适云：“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疆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使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为“西”，“太阳”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
或曰：胡氏以国故为过去之文化历史，则国故学即为中国文化史，或为中国学术史，省称之曰国学，奚不可者？愚曰不然，国故学之对象限于国故，国故之质有限制，其时间性亦有限制。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虽有相关涉之处，其职务其断限，则各不相伴。如叙述中国文学之因果流变，文学史之职也，若以探究中国过去文学之特殊色彩，及特殊构造为职志者，则为国故学之一部分。愚思之，重思之，诚不知其可省为国学者何在？故国学乃一勉强割裂而成之名词，其不可不轰者三。
谈阴阳五行者，谬托于玄学，以玄学之无确定界说与范围也。谈明心见性者，谬托于哲学，以哲学之泛泛不着边际也。愚夏间自乡返申，舟中遇一白发婆婆之老翁，津津谈扶乩降神之神迹不已，且缕陈吕洞宾文昌帝降坛之诗词文笔以实之，且喟然曰：“此我国之国学也。国学之不讲也久矣，微吾侪谁其任之！”过杭时，访友人于道德学社。道德学社者，一神秘不可思议之宗教，与大同教相伯仲，其社奉段正元为师尊，其徒事之如神，礼之如佛，以“大道宏开”为帜，以“天眼通”为秘，而贪财如命，不知人间有廉耻事（关于此社，愚拟草《道德学社之横断面》一文以详述之），然亦自命为道业之正统，国学之嫡系，噫——在昔俗儒浅陋，尚知自惭，今则标卜算业者，习堪舆业者，以及吟坛雅士，皆得以宣扬国学自命。国学，直百秽之所聚，众恶之所趋，而中国腐败思想之薮藏所也。所以然者，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 国学。
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故国学虽已得名，其魂尚欲招不得，抑或国学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此含糊之产物。国学，殆我国民族性与我国思想之象征欤？且谈国学者大都痛恶科学，以为科学乃物质文明，国学为精神文明，于是治国学不必藉手于科学方法，惟直觉的武断论是依综言之：国学亦为武断之产儿，染反科学之彩色甚深，如之何其可不轰耶？
（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