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榴花开
——张露萍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在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令我们沉醉，也让我们兴奋！
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无数丰富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
这七月的红河啊，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张露萍《七月里的榴花》
张露萍（1921~1945），原名余家英，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张露萍奉命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在此期间，她为党组织截获了很多重要情报。1940年3月，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包括张露萍在内的7名党支部成员全部被捕。1945年7月14日，牺牲在息烽快活林。
迟来的真相
2009年，一部名为《风声》的电影在全国热映，并且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在影片中，共产党员顾晓梦为了国家利益而英勇牺牲，在她的身上其实重叠了很多位女共产党人的影子，张露萍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位因“军统电台案”而牺牲的谍战女英雄，却在死后的38年间都没有被确认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统电台案”一时间成为谜案，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案子，张露萍就这样被遗忘在了角落里。
1970年，张露萍的母亲在去世前拉着女儿，不停地问着：“你妹妹到底还在不在了？别人都回来了，怎么就是不见她？”可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位老人……
就在张露萍牺牲38年后，真相终于大白。1983年7月10日，当中共南方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叶剑英报告张露萍和其他6位烈士的调查结果时，叶剑英激动地说：“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她的外号叫‘干一场’。”
赶赴延安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5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家子全靠父亲教私塾勉强度日。本来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地过下去，可家中两个姐姐的遭遇却促使张露萍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露萍有两个姐姐，姐妹三人都长得如花似玉。大姐余硕彦15岁时就被四川地方军一师师长余安民抢占为妾。后来，二姐余硕芬和年幼的张露萍一起到成都求学，暂住在大姐家里，余安民又对二姐动起了歪心眼，余硕芬只得逃出去到外面居住。在大姐家中，幼年张露萍经常目睹余安民腐化堕落的生活，这使得她更加痛恨黑暗的旧社会。
在学校里，张露萍结识了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两人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并慢慢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七七事变之后，成都人民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当时，延安的少年先锋队来到成都发展，张露萍和车崇英等人经常去听他们的讲话。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们，喊着“爱国有责，抗日勇先”的口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张露萍也参加了民主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歌咏队，并担任指挥。她跟随歌咏队到各处宣传抗日思想，开展抗日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张露萍越发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张露萍进入高中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以后，她更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当中。
1937年11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准备把一批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去培养。在车耀先的帮助下，张露萍与其余9个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踏上了前往红色圣地的旅途。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张露萍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她拥有了另一个名字——黎林。
1938年初，张露萍经党组织分配，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五队，张露萍的文艺天赋也很快得到了发挥。
那一天，是抗大全校同学集会的日子，张露萍打扮得十分干净利索，她精神饱满地走上主席台，带领同学们高声唱起了《拿起刀枪干一场》：“河的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我们活着有啥用呦，拿起刀枪干一场！”张露萍铿锵有力的指挥给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她就多了一个外号——“干一场”。
张露萍不仅在各种活动中表现突出，还经常照顾生病的同学。根据张露萍的同班同学李隆蔚回忆：由于她当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生了三个月的脚癣，连走路都困难。张露萍就每天背着她去上课，把饭菜给她送到窑洞里，还用自己的积蓄给她补营养。
延安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学习也曾让张露萍感到不适应，她曾经给姐姐和同学写信，说想吃成都的米花糖。但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张露萍的成长又十分迅速。不久之后，她又给家人寄去了一张自己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的照片，照片的背面是她自己题的字：“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趁这黄金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1938年冬天，年仅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张露萍被分配到文联担任秘书工作。不久，她和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的陈宝琦产生了感情，1939年初秋，经党组织批准，两个革命青年终于结成伴侣。
红色女特工
不久，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浪潮，戴笠设置的特务机关对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实行了严密的监控。当时，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局的共产党员，都是亲自到南方局机关驻地传递情报。可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这样的行动开始变得十分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组织决定派一名优秀心细的共产党员，在南方局和国民党军统局内的地下党之间牵线搭桥。
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由张露萍来担任这项工作，
这一年，她刚刚满18周岁。接到这个任务后，张露萍显得非常激动，她很快就告别了自己的爱人，抱着共产主义理想，只身来到重庆。
据陈宝琦后来回忆，分离前，张露萍没有说她去重庆执行什么任务。张露萍走后，陈宝琦也只收到过她托人带回来的一包糖和一个便条，从此之后，音信全无。
当时，叶剑英担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组里有5位成员，张露萍由其中的曾希圣和雷英夫直接领导。张露萍来到重庆后，雷英夫亲自接待了她，并为她改了名。雷英夫安排张露萍住在重庆市牛角沱，并对她的装束、言谈以及接头方式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1939年10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秋风送爽。一个身穿浅咖色裙式西装，头戴法兰西帽的清秀女孩，出现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她好像在等人，又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不一会，从电讯处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女孩随即展开灿烂的笑颜，挥起手臂高声喊道：“哥哥！我在这儿！”
没错，这个女孩就是张露萍，而被她叫做哥哥的人就是军统局里的地下党员张蔚林。按照雷英夫的安排，张露萍与张蔚林要以兄妹关系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张蔚林随即搬到牛角沱，与张露萍一起生活。除了传送情报以外，张露萍还肩负着领导军统局中的地下党员，以及在军统内部秘密发展党员的任务。不久，张露萍就在军统内部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由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如同一把尖刀，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多次截获军统局的重要情报，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密码、呼号、波长、图表、通讯网分布等等都通过张露萍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不再直接到南方局驻地进行接头，而是通过四德里一个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情报交换。
一次，张露萍等人截获了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密电，上面透露：军统准备派出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潜入延安。张露萍得知后，立即把消息传送给了南方局。由于这个情报的及时和准确，国民党的特务小组刚一进入陕甘宁边区就被抓获了。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特务机关十分庞杂，因此重庆的地下党组织或党员经常会被敌人察觉，处境十分危险。南方局经常根据张露萍等人送来的情报，及时转移已经暴露的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除此之外，张露萍还多次巧妙地摆脱了特务的盯梢和追捕，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炼中，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优秀的情报工作者。
然而，就在地下党支部的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连续不断的“泄密”也引起了戴笠的警觉。1940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为了抓获更多的共产党员，特务们准备趁联络站进行联席会的时候突袭。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没有时间再转交，她直接跑到天官府街14号，递上一张写着“有险情，速转移”的纸条便匆匆离去了。军统破坏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可这却让戴笠更加坚信局里有“通敌分子”，他决定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清查。
不久，张露萍回成都省亲，变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由于连续工作，过于劳累，张蔚林不小心烧坏了一部收发机的真空管。戴笠出于怀疑，便把他关押起来。张蔚林以为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趁看守不注意时逃了出来，跑到南方局向组织请求援助。党组织了解完情况之后，认为张蔚林被关押是因为工作上的过失，不是政治问题，让他回去把局势稳住。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发现张蔚林逃跑之后，立即派稽查科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他介绍冯传庆、杨光等人入党的文件和张露萍的小组成员名单。而此时，张蔚林已经回到了电讯处，正在副处长董益三的办公室里要求调动工作。
就在张蔚林向董益三抱怨自己在电讯处遭人排挤时，一个电话打进了董益三的办公室，那正是稽查科打来的电话。董益三一边盯着对面的张蔚林，一边放下电话，然后微微一笑道：“你们共产党员，是不是都这么会演戏？”
张蔚林被逮捕的事情震惊了蒋介石，他没想到，共产党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埋了颗炸弹！蒋介石立即找来戴笠，大骂了他一顿，并下令限期破案。戴笠随即命令各特务机关进行全城大搜捕。叶剑英见情况紧急，连忙命人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可这封电报还是打晚了，戴笠已经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出了电报：“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接到消息后，立即动身返回重庆，丝毫不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张露萍刚一到达重庆就遭到逮捕，“七人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全部落入敌人手中，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军统电台案”。
威慑敌营
张露萍被捕后，立即意识到敌人可能会采取行动，破坏南方局的秘密机关。为了保护党组织，她和张蔚林想出了一个办法……
看守所所长毛烈从前认识张蔚林，而且他对这个案子并不了解，还以为张蔚林只是工作上出了差错被关了起来。张露萍让张蔚林带着50块大洋找到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表姐家，纸条上写着：“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烈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自以为遇事能有“担待”，便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当天下午就把纸条送到了南方局的秘密机关……等到戴笠派出特务前去搜捕时，秘密联络局早已转移，戴笠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毛烈。
随后，戴笠亲自审讯了张露萍，为了撬开这个女共产党员的嘴，戴笠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他先是许诺给张露萍优厚的待遇，张露萍回答他的从来都是一声冷笑。看软化不成，戴笠又使出了严刑逼供这一招，可依然是毫无所获。据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回忆：“以后多年，戴笠一直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
索，军统局想出了一个招数……这天下午，张露萍的牢门被打开，一个看守对她说道：“我们查清楚了，这是个误会，你可以走了。”然而，就在张露萍的双脚刚刚踏出看守所的大门时，两个国民党特务立即跟了上去。张露萍越走越觉得不对劲：敌人怎么会这么简单就放过我？不对！这一定是个阴谋！她随即在心里打定主意，向南方局的驻地走去。当她路过曾家岩50号时，一个同志认出了她，张露萍赶紧打出手势，让他不要出声，然后神色自然地走了过去。国民党特务见没有找到任何破绽，果然又立即逮捕了她。
蒋介石见从这7个人口中，实在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只得对戴笠指示道：“对这7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人被押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巧的是，张露萍在这里遇到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车耀先。张露萍被关在名为“义斋”的女牢里，编号253。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的秘书）的夫人徐林侠，和她的孩子“小萝卜头”跟张露萍关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黄彤光、黎洁霜等人。张露萍刚入狱时身材消瘦、遍体鳞伤，由于戴着手铐脚镣，行动都十分困难。但她的热情、乐观和善良，很快打动了牢房里的所有人，特别是“小萝卜头”。由于张露萍经常给“小萝卜头”讲故事，教他识字，两个人的感情尤其好。
不久，新的监狱主任周养浩走马上任了。周养浩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后，大搞“监狱改革”。他不主张对犯人严刑逼供，反而还拿掉了一些人的手铐脚镣，鼓励他们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周养浩的怀柔政策，引起了地下临时党支部的警惕。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党支部负责人告知牢中的共产党员，既要保持革命气节，又要利用这个机会，和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
演剧、唱歌、写稿，难友们开始利用各种方式，反抗周养浩的“精神感化”政策。张露萍也根据这个指示，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宣传革命的活动当中。
一天，周养浩单独提审张露萍。他一边审问张露萍，一边往她身上乱瞟。没过多久，周养浩就露出了他的原形，向张露萍暗示，只要接受他的“条件”，就可以给她自由，张露萍立即严词拒绝。可周养浩不肯善罢甘休，想趁机侮辱她，张露萍在盛怒之下，狠狠打了周养浩两个耳光。警卫们闻声赶来，尴尬的周养浩只得让人把张露萍送回了监牢。第二天，周养浩被张露萍打了两个耳光的事传遍了整个集中营，难友们都拍手叫好。
张露萍不仅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监狱里恶劣的环境和发霉变质的食物，使得难友们疾病不断。与张露萍同时被捕的赵力耕，由于被长期关押在阴暗潮湿的禁闭室里，身体状况极差，经常手脚抽筋。张露萍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即卖掉了自己的戒指，给他补充营养。与张露萍同牢房的徐宝芝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女婴，由于没有奶水，婴儿只能喝稀饭。张露萍专门为此养了一只母鸡，产下的蛋全部送给徐宝芝的女儿和“小萝卜头”。徐宝芝为了感谢张露萍，特地给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叫孙记萍。
从容就义
由于周养浩的“精神感化”政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国民党方面渐渐失去了耐心。1945年6月下旬，戴笠给周养浩发来密电：“俘张露萍等秘密枪决，报局备案。”
1945年7月14日，“义斋”的看守对张露萍说：“你收拾一下行李吧，所里决定释放你。”敏感的张露萍已经从女看守的脸上看出了端倪，但她的神色依然很平静。张露萍整理好自己的头发，换上刚刚来到重庆时穿的那套浅咖色连衣裙，然后和难友们一一告别。就在张露萍即将走出牢房时，“小萝卜头”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张露萍抱起他，亲了亲他的小脸蛋，哄道：“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随便掉眼泪？张阿姨以后还会回来看你的。”
张露萍随即走出“义斋”，到会计室领取自己的小皮箱，黄彤光和黎洁霜一直跟在后面送她。张露萍从皮箱里取出一个红宝石戒指戴在手上，然后又拿起一个打火机送给了黄彤光，说道：“这个留给你做纪念吧，也许以后还有用。”然后又看着那只皮箱说：“这个小皮箱我是用不着了。”接着，她又让黎洁霜把口红拿出来，对黄彤光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黄彤光接过口红，开始给张露萍化妆。由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黄彤光拿着口红的手一直在颤抖。张露萍安慰她道：“彤光姐，你别难过，我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现在心里很坦然。”
张露萍随即来到院子里，与她同时被捕的张蔚林、冯传庆等6个人全都在那里等着她。张露萍和战友们一起走上囚车。在前往刑场的路上，张露萍带领大家高声唱起了《国际歌》，军统特务们连忙扑过去，捂住他们的嘴，可他们阻挡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囚车最终开到快活林的一座仓库门前，特务们让张露萍等人下车。张露萍带头走上了仓库门口的台阶。就在这时，枪声响了起来。张蔚林和冯传庆等人都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张露萍的臀部和脚上各中一枪。她回过头来，望着这些国民党士兵，轻蔑地说道：“笨蛋！再往我的胸口上开两枪！”这些士兵愣了一下，随即同时开枪射击，张露萍最终身中6枪，英勇牺牲。
张露萍殉国的消息很快传进了息烽集中营，难友们都悲痛万分，女牢里的哭声更是持续了一整夜。难友李任夫在一块牛角上，刻下了一行小字“253：1945.7.14”，用来纪念这位坚定的红色女特工。
张露萍的地下党员身份得到确认之后，《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同志，亲自为张露萍撰写了碑文，碑文概括了她短暂而又精彩的一生：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胆肝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