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星，大众的牛
——茅丽瑛
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陈毅
茅丽瑛（1910~1939），浙江杭州人。1931年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同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英文打字员。1935年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翌年秋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参加海关战时服务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后参加南下救亡长征团，到香港、广东等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重返上海后在中学任教，1938年参与组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任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业妇女俱乐部成员组织读书会和学习各种职业技能。1939年冬，为支援新四军和救济难民，组织“义演”、“义卖”等募捐活动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12日遭特务枪击，15日不治身亡。
苦难中成长
1939年12月12日，夜幕刚刚落下，繁华的上海公共租界商业区内便华灯齐放，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车来人往，十分嘈杂拥挤。
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交叉处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附近阴暗处，几个人影在闪动。晚7时许，一位年轻妇女从福利公司二楼会所走出来，那几条黑影迅速尾随其后，乘其不备，举左轮手枪向那年轻妇女连开几枪……
人们听到枪声，并见有人倒下，纷纷围拢上来。不少人认识那位年轻妇女，她就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任茅丽瑛。茅丽瑛被送往医院后，医生发现，她被击中三枪，并没有打中要害，其中两颗子弹打中腿部和膝盖，另一颗子弹穿过小肠，本来只要切除一节小肠就可得救，但由于所中子弹被人事先浸过毒药，仅仅三天之后，年仅28岁的茅丽瑛就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
茅丽瑛，1910年生于浙江杭州。贫苦人家出身的茅丽瑛自小饱尝生活的艰辛。她6岁那年，父亲迫于生计无力还债而跳湖自尽，母亲拖着三个儿女求亲告友艰难地挣扎着。不久，大丽瑛两岁的哥哥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患病夭折，比丽瑛小两年的妹妹也因无法养活而送人，她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茅丽瑛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世间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感情创伤。
随母在上海启秀中学当勤杂工，后经学校允许，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她发愤学习，各科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东吴大学，因家贫付不起学费只读了半年就辍学了。
后来上海海关招收职员，茅丽瑛前去报考。她热情开朗，多才多艺，既擅长英语，又能弹奏钢琴。上千人竞相报考的上海江海关秘书科英文打字员，因为茅丽瑛成绩优异，被顺利录用。许多人羡慕她的好运，如愿当上高级职员，她却淡淡说道：“这种简单重复的工作绝非我所愿，只是为了安慰含辛茹苦的母亲，我才不得不委屈自己。”
“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在海关工作期间，茅丽瑛深刻地认识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思想。
为了寻求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的道路，茅丽瑛积极投入各种社会活动中去，组织职业妇女会，举办读书会，帮助和指导妇女提高觉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茅丽瑛第一个在海关女职员中起来支援抗战。“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在日本大规模军事进攻下沦为孤岛。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上海海关一部分进步青年毅然辞职、不惜舍弃“金饭碗”，参加救亡长征团，准备沿粤汉铁路南下，去华南各地海关宣传抗日，以推动海关同仁奋起抗战，而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茅丽瑛作为上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重要组织者和对外联络负责人之一，早已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然而她却迟迟没有报名参加救亡长征团。同事们都知道她家中困难，理解她、宽慰她。而她心中却无法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辞去月薪65元的海关英文打字员一职，她并不感到可惜，尽管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个谋之不易的令人羡慕的职业，是茅丽瑛经过刻苦努力、而且以不结婚为代价换来的，况且再工作两个月，茅丽瑛还可以从海关获得相当于本人一年工资总数约上千元的奖金，亲友们无不劝她慎重行事。
但茅丽瑛的远大志向是奔赴国难，抗日救亡。她对此态度非常坚决，沉痛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已经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
在茅丽瑛看来，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丢弃金饭碗是值得的。但使她痛苦犹豫、难以割舍的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孤苦无依的老母。老母亲离不开她。一要靠她养活，二是靠她侍奉照料。女儿最懂得母亲的心，望着饱经沧桑、一生苦难、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节衣缩食供她读书、把她培育成才的母亲，茅丽瑛左右为难。但是，强烈的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感使她战胜了自我，她鼓起勇气向母亲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老人听说女儿要远离她去，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茅丽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道：“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母亲被女儿的爱国热忱深深打动。她理解女儿，含着热泪，目送自己唯一的亲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
当茅丽瑛背着行装急急匆匆赶到码头时，载着救亡长征团成员的船正在徐徐起锚，她终于赶上了救亡长征团的行列。在船上，茅丽瑛和同事促膝谈心，她无限深情十分坦诚地说：“我母亲老了，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更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终于决定挑选了前一条路。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终于重新坚定了下来。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后来，组织上安排茅丽瑛回沪。上海海关同意她复职，其他几个大公司也以厚薪争聘她，她再度放弃了。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爱国救亡的工作，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为抗日组织义卖
1938年5月，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茅丽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为了革命事业，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茅丽瑛像团火，为了革命、为了别人，她可以忘我地燃烧。
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租界里有近20万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也亟待补充给养、药品。于是，1939年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指示茅丽瑛等人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职妇”主席的茅丽瑛，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然后进行义卖。她
在发动会上激奋地说：“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社会上广泛的支持，茅丽瑛领导“职妇”会员借用大陆电台和新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券推销会”。她每天通宵达旦利用电台广播，组队下厂上街，广泛深入宣传，号召广大市民慷慨解囊。
由于茅丽瑛和会员们的努力，社会上掀起了捐物捐款的热潮，数天内募到款项2000余元。就在茅丽瑛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义卖活动期间，她的母亲病危住院，她身负重任，无暇顾及，只得托付别人照料护理。她曾几次三番想抽空到母亲跟前侍奉一次汤药，然而募捐工作千头万绪，往往事到临头又脱不开身，只得硬着心肠不回去。母亲临终时，她还在为募捐奔走，以至于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噩耗传来，一向孝顺的茅丽瑛悲痛难抑，她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哀哀地哭道：“妈妈，请宽恕我吧！我没来得及侍候你的病，也没有来得及送你的终。但是女儿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能够原谅我的。”
茅丽瑛领导的抗日爱国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捐款如数送到了新四军和难民救济会。茅丽瑛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先是在报上散布谣言，对茅丽瑛公开进行人身攻击，然后匿名投寄恐吓信。一天，一封只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的匿名信刚寄到义卖现场时，所有在场人还喜出望外，兴奋异常。她们隔着信封摸到了硬硬的东西，都不知是什么东西。信封拆开，一声脆响，滚落桌面的竟是一颗亮晃晃的手枪子弹！而薄薄的信笺上只写了一句话：“立即停止，否则将于你们不利！”
俱乐部的小姐妹们给吓坏了，一个个倒吸冷气，有的还叫出了声。唯有茅丽瑛冷冷一笑，也不多看信与子弹一眼，只顾自己拿起电话，给电台拨号，要求正在动员义卖的播音员“照常播音，一分钟也不要停”。
茅丽瑛的镇定、沉着、冷静感染了大家，大家勇气倍增。这天的播音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整个义卖大获成功，而茅丽瑛本人却离危险越来越近。
大家都为茅丽瑛的安全担心，但她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沉着、果断地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艰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做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也已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却坚持要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后再离开。
为抗日忘我工作，为革命冲锋陷阵的茅丽瑛，被敌人列为共产党激烈分子。敌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对她下了毒手。
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当茅丽瑛开完“职妇”理事会下楼，早已伏候在楼梯旁的汪伪特务朝她连连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的茅丽瑛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抱住藏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不放，一直到“职妇”负责人赶来才松手交出。护送她到医院抢救的“职妇”姐妹们为茅丽瑛的被刺而悲愤难过，茅丽瑛非常平静地说：“我死而无怨，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死而害怕，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生命垂危中的茅丽瑛一连三次对看护她的护士（“职妇”会员）说：“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