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
——刘和珍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刘和珍（1904~1926），生于江西南昌，是“五四”及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杰出战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优秀团员。她为人正直、刚毅，为女子教育的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1926年，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被北洋军阀枪杀于政府门前，时年22岁。
冲破桎梏
这一天，一群穿着黑色长裙、水蓝色上衫的女学生脸上洋溢着笑容，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踏着朝阳走进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批新生中，有这样一位女学生：穿着朴素，为人亲切，圆圆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这个人，就是刘和珍。
刘和珍从小就酷爱读书，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她虽然少时丧父，只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困苦，却没有阻碍她求学的脚步。经过刻苦学习，她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收到入学通知的那一刻，刘和珍欣喜若狂，眼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她仿佛已经看到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校园生活。
入学后，刘和珍发奋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加入了学生会。通过学习，刘和珍学到许多先进文化，接触到各种进步思想。这些文化与思想，如同一粒粒种子撒在刘和珍的心田，并以迅猛的速度发芽、生长，仿佛明日就可以长为参天大树，为她构建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崭新的世界没有男尊女卑，没有阶级制度，没有礼教束缚，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实现梦想，去享受生活。一切都是美妙安好，欣欣向荣。
但梦想与现实总是背道而驰。当时的女子学校，因男尊女卑的观念，对女学生有着诸多限制。学生在校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出校门，不准参加社会上的任何活动。校方为了将这些制度贯彻到底，还发明了“红白牌”制度。每个学生手中有一块红牌，学生家长手中有一块白牌。在校时，红牌交给校监，星期六放学时，必须由家长持白牌与校监交换红牌，学生才可同家长离开学校。这种犹如监狱般的制度遭到全校师生的愤恨，但由于压迫已久，从没有人站出来反抗。
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刘和珍无法忍受学校不合理的校规。她在学校内号召同学不要做旧礼教的奴隶，争取妇女自由。她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秘密召集学生开展座谈，发表进步言论，她说：“学校想用这些清规戒律束缚我们的思想，禁锢我们的行动，它要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在场的女学生聚精会神地听着刘和珍的讲话，还不时点头表示认同。刘和珍又说：“姐妹们，时代不同了，妇女也是国家的主人，也可以争取权利。对于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要勇于反抗。只有反抗才能打破桎梏，获得自由！”
刘和珍的一番讲话，获得了在场所有女学生的肯定。许多女学生听完后，激动得鼓起掌来。刘和珍为争取女学生的权益，四处奔走，发表文章，联合家长一起强烈提议取消红白牌，学校不得无礼干涉学生的行动自由，实行社交公开。经过刘和珍的努力，许多学生的心中也被播撒上一粒粒种子，发出名为“勇气”的嫩芽，勇敢地加入到支持刘和珍的队伍之中。
这场与学校的对抗活动愈演愈烈，不仅是女师内抗议活动不断，南昌的其他学校也组织活动进行支援。反动政府见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怕发展为学潮，只得责令女师校方修改校规，取消了“红白牌”等无理校规。多年来桎梏学生思想与行动的旧式校规，终于被打破。
学生在这次斗争中获得全面胜利，没有捞到便宜的校方对刘和珍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她开除出学校，但因找不到合理理由，只得予以刘和珍记过处分，并将处分通知张贴在学校内，通知上写着：
“查刘和珍，目无法纪，为首不遵守校规，实属害群之马，本应开除学籍，姑念初犯，着记大过，以观后效，而儆效尤。”
处分通知公开后，学生们都为刘和珍抱不平。刘和珍自己却不以为意，她对大家说：“咱们取得了和男生一样的权利与自由，这就是胜利，一个处分算什么。”
“五四”斗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下，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份不公平的合约上签字。这种卖国的行为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国内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国内群众对北洋政府的不满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情绪不断高涨，最终于1919年5月4日达到巅峰——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5月7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江西，南昌学生联合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声援北京学生。在南昌学生联合会的号召下，全市学生全部罢课，有组织地在街头发表爱国演说，发动市民商人游行罢市。
刘和珍身为女师学生会的成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一直走在前面。她与女师学生会成员联合南昌各女校，联名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要他电令巴黎专使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刘和珍与全校师生走街串巷，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刘和珍站在街上慷慨激昂地对来往的民众讲道：“帝国主义列强嘲笑咱们为东亚病夫，整日想着如何瓜分我国的领土。北洋政府不但不奋起反抗，反而干起卖国求荣的勾当！朋友们，国家危矣！我们是时候要站出来反抗了！”
刘和珍的一番言论唤起了每个听者心中的爱国情绪，街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还我青岛！”
“废除二十一条！”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学生们的爱国运动遭到一些反动媒体的攻击。《江西民报》公然发表文章抨击，称：“巴黎和会是外交问题，应由政府处理，学生不应干涉；罢课是胡来、捣乱，赶时髦。”
此篇文章一经发出，刘和珍立即召集几个学生代表去《江西民报》报社评理，要求报社撤回之前的言论。谁知报社非但没有意识到错误，反而将刘和珍等人推出门外。报社的野蛮行为没有让刘和珍却步，她站在报社门口，大声怒斥着报社的可耻行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有责任挽救国家于危难！你们堂堂报社，不报道国家局势、不声援爱国运动，反而要批评正义之士，这种做法和北洋政府的卖国求荣行为有何区别！”
刘和珍一番慷慨激昂的怒斥，得到街上来往路人的驻足支持。他们纷纷加入到声讨报社的队伍之中，并同刘和珍几人一同砸了报社门外的招牌。报社迫于压力，终于派代表向刘和珍等人表示歉意，并答应不会再发表任何抨击学生运动的言论。
在千千万万个如刘和珍一样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刘和珍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五四运动，刘和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唤醒群众
爱国之心，动员群众投入爱国运动的重要性。同时，她通过阅读《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等进步刊物，接触到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等先进革命思想。
成长于刘和珍心中的嫩芽，在这时终于生长为参天大树，为刘和珍撑起一片新的天地。
乘着五四运动的东风，刘和珍决定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倡导民众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为了起到带头作用，刘和珍把一头长发剪成如男孩子般的短发，并同孙思义、钱鸿伟、蔡方兴等人在南昌创办了觉社学会，并担任了《时代之花》刊物的主编。《时代之花》的内容全部采用白话文，文章内容也都是提倡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教育平等的进步思想。
刘和珍最为关心的就是女性的权益。她常和女师的同学们说：“几千年来，女子一直受封建礼教的压迫，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如今我们若求文明之幸福，就要先求得自身之解放。”
为了实现女性自身解放，刘和珍与女师同学联合创办了一个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周刊——《女师周刊》。
《女师周刊》的创办受到了女师全体师生的支持，就连一向保守古板的校方，也因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渐接受先进文化、思想，并出资赞助她们创办周刊。《女师周刊》不同于以往的女性刊物。相较以往的女性刊物，《女师周刊》更为积极、进步。它的内容大多是宣传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号召当代女性独立、自主，追求自由与平等。
《女师周刊》的进步内容得到了江西各界进步人士、团体的肯定。被誉为“江西三杰”之一的袁玉冰曾在《江西出版界》一文中赞扬刘和珍与其主编的刊物。他认为：“江西的女界，只有这一种出版物，虽只出七期，然很能表现伊们的精神，且能脱出‘课艺式’的格子，算得很难得的。如《创造主义的教育》、《俄国妇女生计救济方法》，都是很有心得的研究。刘和珍的《装饰与人格》则可以为一般欢喜装饰的女学生当头一棒。”“总而言之，这种周刊，不单是女界的‘明星’，就是在江西出版物中，也算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五四运动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刘和珍见证并参与其中，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学生运动、爱国运动以及宣传革命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和珍不仅仅是一名具有进步思想与知识的女学生，同时也是一名为祖国、为革命奋斗不止的勇猛斗士！
驱杨运动
1923年1月，刘和珍同方志敏、袁玉冰等六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江西第一批青年团员。同年秋天，刘和珍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不久又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
进入女师大后，刘和珍依旧以她勤奋好学的态度学习各门功课。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她还挤出时间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刘和珍还是鲁迅的忠实读者，经常阅读鲁迅的文章。鲁迅曾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这个“她”指的就是刘和珍，可见其对鲁迅作品的热爱之深。
因为成绩优秀，思想进步，善于团结同学，刘和珍入校不到一年就被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1925年，又被选为北京师大、女师大江西同乡会职员，负责联络交际工作。渐渐地，刘和珍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女师大的校长是杨荫榆，对学生总是以“婆婆”自居，要求学校学生行为举止当像闺中少女般，不问国家大事，不需融入社会，每日只要读读书，听听“婆婆”训导便可。杨荫榆极具封建色彩的行事做派，早就引起女师大学生们的不满。后来，又因杨荫榆为巩固自己校长地位，污蔑、诋毁爱国学者许寿裳，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1925年1月18日，以刘和珍为主席的女师大自治会举行全校范围的紧急会议。会上，全校同学经过商讨，决定不承认杨荫榆的校长身份，并将其驱逐出学校。
轰轰烈烈的“驱杨”运动就此展开。学生们无视杨荫榆，自行自主地跟随进步老师学习、参加活动。杨荫榆气得直跳脚，却无计可施。“驱杨”运动进行了数月，杨荫榆在这期间施展了各种卑鄙手段，妄图阻止学生运动，均未成功。
1925年5月7日，杨荫榆想趁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溜回学校，企图以校长身份主持大会。谁知，她刚一出现，就被刘和珍等学生自治会代表请出会场。杨荫榆恼羞成怒，勾结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女师大张贴公告，宣布开除女师大自治会主要成员刘和珍、张平江、蒲振生、许广平、郑德音、姜伯缔六人。公告张贴后，立即就遭到全校师生的一致抵制。学生们撕毁公告，查封了杨荫榆在学校的办公室和寝室，并轮流把守校门，不让杨荫榆迈进校园一步。
面对杨荫榆以及北洋政府的威胁，刘和珍毫不畏惧，她顶住压力，积极带领学生为自由与正义而战。杨荫榆图谋将刘和珍强制押送回南昌。有一个同学知道后焦急地跑来告与刘和珍，刘和珍听后只是笑笑，反倒安慰起那个同学说道：“她把我赶回南昌，我还可以再回来。不管多少次，我都可以再回来，她是不能阻止我的。”
刘和珍从来不惧怕来自恶势力的威胁，她担心的只是学校的安危、学生的权益，杨荫榆一日不离开女师大，女师大就一日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宁。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中国，革命热潮空前高涨。一直走在革命前端的女师大师生当然也不会落后，五卅运动爆发不久就立即展开各种运动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北洋政府见学生愈加不服从统治当局管理，决定解散女师大，迫令学生离校。
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带着一队武装军警浩浩荡荡地闯入女师大校园。有北洋政府撑腰，杨荫榆洋洋得意，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一样，在操场上宣布解散女师大，勒令学生离开学校。女师大学生完全不理会杨荫榆的狐假虎威，没有一个离开校园。杨荫榆看着这群“顽固不化”的学生，气得暴跳如雷，下令断绝学生饮食、关闭电源，想用这些卑鄙手段逼迫学生离校。
面对杨荫榆的阴险行动，刘和珍召集学生集会。在会上，她呼吁大家坚持下去，并说：“同学们，杨荫榆要赶我们走，我们坚决不能让她得逞。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刘和珍的号召下，女师大全体师生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宁愿绝食，也绝不离开学校。杨荫榆见学生对威胁不为所动，竟心狠手辣地命令军警毒打学生。杨荫榆的这一无耻卑劣行为，传到社会上，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最终，在女师大师生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杨荫榆的这次武力驱逐学生以失败告终。
遗憾的是，学生运动的一次次胜利，并没能结束北洋政府与杨荫榆倒行逆施的丑剧。同年8月10日至8月17日间，教育部正式颁发了女师大停办令，并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为了迅速有效地驱逐女师大学生，教育总长命令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领着四百多武装警察和社会流氓冲进校园，与守卫学校的学生、老师发生激烈冲突。学生手无缚鸡之力，与武装警察以及社会流氓发生武力冲突很快就处于下风。北洋
政府教育部的官方打手下手毫不留情，或几人围殴一个学生，或组成小分队去宿舍洗劫学生财物。只见学生们的头发被扯断，衣服被扯破，伤情严重的已经倒在地上晕死过去——整个校园宛如恶鬼横行的修罗场。
一场惨无人道的暴力驱逐后，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还抓走一批学生，刘和珍就在其中。反动当局妄图通过对学生肉体折磨，让她们“改邪归正”。但在刘和珍的鼓励下，这群年纪轻轻的女学生，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承受住百般折磨，始终坚持信念，抗争到底。
没过几日，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刘和珍等学生。此时，位于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校址已经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占领，校门口悬挂上了“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筹备处”的招牌，打算重新招收一批“听话”的学生。刘和珍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学校被一群无耻之徒恣意践踏、易名，气愤不已，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定要将学校夺回来！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鲁迅等进步教师的帮助下，被驱逐出校园的女师大学生克服重重困难，聚集在宗帽胡同的一所房子里，以女师大的名义再度开学。9月21日，许多慕名而来的进步青年来到宗帽胡同，报考女师大。开学典礼上，鲁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话音一落，瞬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用力地鼓着掌，眼中闪烁的是坚守信念的光芒。
1925年11月，在北方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要员纷纷逃离北京。11月30日，女师大的学生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的原校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牌子又悬挂于校门前。学生们看着失而复得的学校，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
刘和珍在“驱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勇敢、智慧、坚毅，获得女师大全体师生以及社会上进步人士的赞赏。女师大某教授回忆刘和珍时曾说：“（女师大）所以能坚持抵抗，百折不馁而有今天者，实一大部分是刘女士之功，可称全校革命之领袖。”
殉于惨案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本军舰赶出大沽口。惨遭失利的日本竟联合英、法、美、意、荷、比、西共八国公使，借口维护《辛丑条约》，要求北洋段祺瑞政府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撤出防务。同时，八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迅速做出答复。
八国联军的强盗行径与段祺瑞政府的懦弱表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刘和珍在女师大的动员会上，激动万分地对同学宣讲道：“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祖国太平，再继续回学校学习不迟！”
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及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及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5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
18日这一天，刘和珍起了一个大早，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向林语堂申请停课一天。申请得到批准后，她就赶往学生宿舍，向学生们分发标语小旗。有的同学发现刘和珍有些不对劲，说话有气无力，眉头皱着，每工作一段时间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精神非常不好。一个同学关心地询问她：“你看起来很不舒服，哪里难受吗？”
刘和珍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说道：“没事的，只是感冒而已，我待会儿吃个药就好了。”
说着就又开始忙碌起来。原来，刘和珍不小心患上了重感冒。此时的她，浑身无力，时时呕吐，身体异常难受。但为了不耽误活动，刘和珍强打起精神，带病坚持工作。
正午12时，声势浩大的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从天安门出发，向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的段祺瑞政府进发。当到达段祺瑞政府门前，示威群众派出代表去向政府自卫队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祺瑞政府人员见游行队伍人员众多，担心局势失控，便命令自卫队以武力驱散队伍。自卫队一听命令，立即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与哀嚎声骤起，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就此开始。
自卫队有的拿枪对着学生，有的用军棍追打学生。学生边英勇抵抗，边大声抗议自卫队的暴行。但抗议无效，自卫队的暴行愈演愈烈。刘和珍是女师大队伍的指挥，见学生被射杀殴打，气愤不已。她拿着校旗向队伍前方挤去，想要与自卫队理论。谁知，自卫队看见刘和珍拿着校旗靠近，竟将枪口对准她，“砰”的一声，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刘和珍捂住伤口，震惊地看向自卫队。紧接着又是“砰砰”几枪，刘和珍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离刘和珍不远的张静淑、杨德群见刘和珍中枪倒地，连忙扑过去救助。刘和珍身上的伤口汩汩往外冒着血，止也止不住。张静淑与杨德群呼唤着刘和珍的名字，想要将刘和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刘和珍缓缓睁开眼睛，见张静淑与杨德群想要带自己转移，担心地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走。”话音刚落，又是一阵扫射，张静淑与杨德群也中弹倒地。当时刘和珍还有意识，要挣扎着坐起来，一个自卫队员冲上来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刘和珍再次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醒来……
当天，自卫队杀害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人，伤2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
3月23日，北京各界在北大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哀悼刘和珍等47名烈士。女师大与刘和珍的母校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分别为刘和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表达了对刘和珍的深切哀悼，并为刘和珍与杨德群著写了悲壮感人的挽词：
弥天碧血溅京华，
风雪正凄迷，
哀我和珍，
悼我德群，
千古渺归期。
豺狼磨牙，
竞食人肉，
吞噬谁能避，
泪雨消洒燕月冷，
国魂招无地。
鲁难未纾，
庆父未去，
没面犹视知君意。
万里寒山，
凄凉孤榇，
更念着高堂白发倚间。
悲遗像在筵，
白衣在箧，
挽棺一恸君知未？
只记取平生约誓，
待他日元凶授首报君知。
鲁迅也专门为哀悼刘和珍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赞扬她是一位具有“干练坚决、百折不回”气概的“真的猛士”，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深刻地概述出了刘和珍以及中国土地上千千万万女英烈的坚毅精神与伟大情操：“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证明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