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点40分
看中医。看的是特诊，仍觉得很累。很盼望尽早恢复正常体力。
在门诊翻阅《健康报》，上面有一则问答，许多患者问：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相对固定的门诊医生？回答是：慢性病患者找医生，不要盲目追求高职称、深年资、大名气，应找专科、认真、负责、有耐心、有时间回答病人咨询的医生。
这信息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
我现在常到这家医院的精神卫生科、中医科看病。龚主任、陈主任虽然没有另两家部级医院的专科主任名气大，但他们很耐心，也有时间回答我提出的许多问题，治疗效果也挺好。这家医院离中山大学校园近，特诊服务不错，挂号费用也便宜许多。
我在另两个地方看病时，虽有熟人介绍，但候诊时间很长，路途远，挂号难且贵，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咨询。
上帝啊，信实、慈爱的神，你时时处处指引我，看顾我，你应允我的祈求，关上我不该通往的那些门，只打开我应该前往的那扇门，让我的脚步稳健而轻快。
上帝啊，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正如你应许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通过这样的操练，我增强了信心。我有了安全感。我必会走出抑郁症的阴影。
随笔2003年农历正月初八，我在珠江边与朋友们吃晚饭。朋友说起医生的过年忠告，要特别当心咳嗽发烧。初九，手机里就有了谈咳色变的短信。接下去就是排队抢购白醋、情侣戴口罩约会的传闻。紧张了近十天，市面上又平静了。我以为事件基本结束，就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王云。我在广州，她在北京，通过电话笑得东倒西歪，商量着要不要拍一个喜剧电视短片。我们根本没想到，一场世界注目的悲剧刚拉开序幕。
SARS疫情告急之时，各大医院门诊病人锐减，我却频频出入这高危地带。
春节过后，我发现自己就连为回深圳而收拾行李箱都做不好。大脑发出指令，躯体与神经系统连接不上，就像机器人电脑线路出了故障，起卧行走如同弱智梦游，心神涣散。非常非常疲倦，非常非常辛苦。失眠失眠失眠，噩梦噩梦噩梦，沮丧沮丧沮丧。没有起始，没有结束。
我又到深圳北大医院精神卫生科诊室开安眠药。这回看病要排队，尽管一百元挂一个特诊号，等待看病的人都坐在沙发上听从护士指挥。排在我前面那个人看了好久都不出来，我敲开诊室的门，对李博士说，我就开点安眠药，一分钟就行，可以给我开个处方吗？博士很严肃地说：出去等。
病人增多时，医生惜字如金。
终于该我进屋了。问诊简洁。
博士说：你必须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
我说：我会考虑的。
心里根本不信什么狗屁抑郁症。我要的只是安眠药。
但是，他提到的抑郁症三项临床症状有两项在加剧。我要找出一种病来，以证明我患的不是抑郁症。
第一站是广东最著名的肿瘤医院头颈科。
2000年淋巴转移癌全清扫术后不久，我的颈部又发现可疑淋巴结。2001年12月底，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北京某权威肿瘤医院的头颈科主任建议我留在北京立刻做手术，左右颈部各开一刀，以防后患。当时我的体质实在经不起再挨两刀，暂且选择了保守疗法。
莫非淋巴结恶化了？这回挨刀就挨刀，挨刀也比目前景况强。不过手术是在广州做还是去北京做呢？不料，仔细检查后，那位广东老博导说：没事。放心。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问题。
可是我真的很疲倦啊，比2000年开刀前还疲倦。你叫我做化疗的时候说过，要当心癌症转移到大脑或骨头里。我再做做核磁共振、同位素扫描和CT吧？老博导说：这些检查做多了伤身体。走吧。你免疫力低，这种时候少到医院来。
那我总失眠总疲倦怎么办？精神科医生说我有抑郁症。
老博导站起来，示意我快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哪里会有抑郁症？不会的。你很坚强啊很乐观啊。什么抑郁症，没有，没有的事。
肿瘤专家都说我没有抑郁症！我满意又困惑地走出肿瘤医院的大门。
跟癌症无关，那是什么毛病呢？某部属医院妇科。
李兰妮在诊室走廊徘徊，不时往里张望那位女名医。
主任医师，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年富力强，有些发胖，大脸盘，脸上的神情很权威。动作幅度稍大，有力。如果她当产科医生，伸手一拽，多捣乱的婴儿都得乖乖出来。
看病遇上这样的专家让人油然而生敬佩。李兰妮热切期盼着这位主任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就能找出她的毛病。十有是更年期综合症。听说如今三十至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患上更年期综合症，吃点激素就能调整身心。
李兰妮坐在就诊椅上，专家翻开了她的病历。
李兰妮（谦恭而迫切地）：主任，我很可能是更年期综合症。失眠总做噩梦，很可怕的梦，每天早晨醒来都非常疲倦。听说吃点激素会比较好，是吗？女专家（不动声色瞥了李兰妮一眼）：有潮热盗汗吗？李兰妮：没有。
女专家（冷静地）：心悸呢？李兰妮：没有。
女专家：例假正常吗？李兰妮：正常。
女专家：脾气是不是比以前暴躁？比如吵架、生气什么的？李兰妮（有些惶然地）：没……有。我跟别人包括家里人一贯不吵架，也不暴躁……主要是我没有力气暴躁。
女专家没说话。做完例行检查，她把病历推到李兰妮面前，一个字没写。
女专家：谁跟你说你有更年期综合症啊？李兰妮：我……我觉得……我猜的。
女专家：你猜没有用，要医生下诊断，要科学。
李兰妮：可我失眠……女专家：少胡思乱想，多运动。家务活什么的，做做有好处。
她示意李兰妮可以走了。
李兰妮摊开空病历，有点不死心。
李兰妮：能不能……给我开点激素？不要开点药吃吃吗？女专家：激素不能乱吃！你不是更年期综合症，开什么药啊。
此后，李兰妮又去过另两家大医院，希望医生能给她下一个更年期综合症的结论，开点激素吃吃。
照样碰壁。她在另两位主任医师眼中读到了这样的潜台词：开什么玩笑？这人脑子有毛病。
李兰妮很讨厌“抑郁症”这三个字。李兰妮会得抑郁症？荒唐。荒谬。精神卫生科医生真能瞎掰，这种结论简直伤人自尊。
李兰妮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乐观，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不哭。从十四岁起，什么医院没进过？什么医生没见过？住院住得够多啦。手术室、运尸车、蒙尸布、太平间、红棺材，还有夜半哭丧的人、手术后严重破相的人、奄奄一息等死的人，还有被白血病吞噬的小女孩、化疗放疗后秃头精光溜光的老阿婆、尿毒症哀嚎骂声惊心的黑脸大妈、脸肿得像渗水浮尸的内分泌重症室阿姨，很多很多，数不清，算不过来。
不敢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真是扶着医院并不太白的白墙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真的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可抑郁的。
李兰妮继续辗转于各医院各科室。严重失眠，极度疲乏，不信找不到原因，不信找不到药吃。
莫非胃出血导致全身无力？胃镜、钡餐透视。结论不足挂齿：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
查血糖、尿糖。糖尿病人不也消瘦乏力吗？抽血化验，啥事没有。
再下一站，五官科。
睡眠跟鼻咽有关联，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李兰妮：主任，我想查一查，听说广东鼻咽癌发病率很高。
专家：你是广东人吗？李兰妮：我祖籍黑龙江，可我生在广东。
专家：那没事。有点咽炎。喝点盐开水，平时嘴里含点话梅、陈皮之类的，就是你们女人经常吃的小零食。
大脑似乎已经跟躯体脱节。每天都有恐怖袭击，频率越来越密。就像毕加索的画，我看到头在一旁飘浮，四肢像被斩首的青蛙发蔫，身子是空的，脑浆——鲜血——额头那一块皮——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飘，各飘各的。过去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现在我就是毕加索的一幅画。形神散溅，一摊一摊，一坨一坨。青色的血管、粉红参差带肉的骨头、泥土色瘪皱的手指、翻裂开来黑白两色的头骨皮……收不拢，聚不住，在空气中飘移。
我捂住眼睛，使劲敲打我的头，我很理智：停！停停停。这是一种失控状态，必须坚决地果断地理性地控控控控控制！我绝对不会发疯，我不可以迷信，我很镇定。我很正常。我面对医生依然谦恭而轻松地微笑。
下一站，眼科。
眼睛痛。两个眼珠子太累了，它们好像要么挂在眼眶外，要么在肚子里黑麻麻地被胃磨了又磨。
但愿是青光眼。
眼科检查结果没有青光眼。
为什么眼珠子看什么不看什么都痛？为何过去视力1?5如今只有0?8？眼科主任说，化疗的副作用多厉害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造血泌尿系统全部受破坏，眼睛这样就算是很正常了。
还有什么科室可去？SARS期间的医院，导诊台有口罩卖。外面可是紧俏脱销货。我一次就买了四个。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劳保用品，很厚，非常结实。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纱布口罩了，我都忘了应该怎样戴，上面两条带子该绑在后脑勺，还是挂在耳朵根儿？好歹胡乱绑紧了。可是太安全了，透不过气来。医院窗门大大敞开，绝大多数人弃电梯爬楼梯。我试了一回，戴着厚厚的口罩，爬上五楼，气被口罩所阻出不来，口罩靠嘴巴一面全湿了。我索性扯下口罩，以后看病再也不戴，电梯照乘。
照过肺，看过心，肝胆胰腺也彩超了两次。不记得验血验过几次。连神经外科都去过，让专家摸摸后脑勺豌豆大的小包块是不是罪魁祸首。
要排查的都查过了。找不到病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可抑郁的，无牵无挂，无须朝九晚五职场打拼，不必背井离乡讨生活，不用给儿女攒钱积富。深知《红楼梦》“好了歌”世事洞明，懂得名不必争争也白争，利无须夺财富自有定数。小康生活着实滋润，国土安全，盛世太平，摸着良心敢说知足，回首一生敢说问心无愧。真的真的不抑郁。
但是，为什么活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越来越消瘦枯干？为什么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一切？3月下旬，情况恶化。梦里是跟死去的人说话，睁开眼睛是死去的人在跟我说话。总有声音……不，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在问我，那声音不知发自哪里，它无处不在，它不停地问问问！它问我：干吗要活下去？干吗要活？你不是不怕死吗？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不好？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择去死吗？你能想出原因吗？你知道怎么死不痛苦吗？你知道怎么死不会吓着别人吗？你知道怎么死才干脆利索吗？我的脑子很累很累。我的身体疲惫残钝。我要花移山填海的气力把自己从这些声音中撕扯出来，我要从碗口大的古井里把自己打捞出来，我是一条被“百慕大”黑洞吸住咬紧的木船……柏林一家大学医院，对一百三十名患者进行了调查，这些病人因睡眠问题、消化问题、四肢疼痛或性障碍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其中10%实际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一半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过心理医生的治疗。
作为心理学家的格温多琳在书中说，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从来没想到或相信过药物治疗。正因为她是心理学专业人士，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正常心态”，并一周两次、一次两小时接受心理治疗师治疗，清理混乱的思绪，学习如何对付绝望。待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精神病医生指出，她确实是患上了抑郁症，应该服用抗抑郁药物时，格温多琳双手捧头而哭，感到自己失败极了。
格温多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抑郁症病人面对确诊时的抗拒心理，感叹：人们往往都把患有精神疾病看做一种耻辱。如果让人们心中对于精神诊疗的恐惧和无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我引用这位新西兰心理学家的叙述时，脑子总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兰人和我们中国人做比较。
新西兰的人口包袱、历史包袱比我们中国轻，想必社会医疗福利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抑郁症患者的确诊率肯定会比我们高，抑郁症病人的社会处境也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对抑郁症的误解和恐惧如此之大，那么中国人怎样呢？这个问题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没有能力去寻找答案，也没有勇气面对全中国这个层面的现状。可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渴盼有知识有勇气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断遭遇大痛苦大患难大动乱，几辈人连着经受水深火热内忧外辱置死地而后生，我们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过国富民强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从血泪争战死伤堆里爬出来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积累着太多的恐惧记忆，有着太多的仇怨抑郁，有着太多的绝望悲愤，有着太多未曾清理治疗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到了父亲一代、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我们潜意识中有多少封掩的噩梦？我们的精神真的十分健康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像重视防治SARS一样重视防治精神疾患？我个人认为，如果再不重视防治，二十年内，精神疾患将会大爆发，它的死亡率远比SARS高，它所造成的损失将比任何一场瘟疫都惨重，它所需要的治愈时间可能长达一至两代人。要知道，抑郁症有两种表达通道，一种是内向的，病人选择自伤自杀；另一种是外向的，病人选择伤人杀人。
进入小康后的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我想：和谐社会的本质，应该是人格层面上的心理和谐，精神和谐。2005年11月14—18日链接《决不后退》摘录又进城了。
这年，我们家从海岛搬到了城里。城里人正忙着搞“**”。学校停了课，大一点的学生串联去了北京，剩下小一点的在家闲得浑身发痒。
我和弟弟一住进院里就给人盯住了。只要我们在院里走动，就有十几只“小苍蝇”在后面跟着，说下流话，扬沙子，扔石头，呼口号，叫我们滚出去。
我每天都要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每次出门我都很紧张。他们扬了我一头沙子，我冲他们大吼：“敢不敢一个搏一个？够胆的尽管站出来！”别别扭扭过了两三个月。一天傍晚，南院和北院的小孩子在操场上大较量，以“攻城”决胜负。
北院的选手少了一名。
“谁上？谁上？快点！”城堡里的人拼命招手。
拉拉队里没有人愿意上场。因为明摆着南强北弱，大院里打架最勇的阿光在南院。
我正在远处一棵树下看热闹，忍不住举了举手，“我上。”这一仗直杀得天昏地暗。我想起了《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我左蹿右跳，一身臭汗，一边狠狠地把攻城的敌人推出去，一边大叫：“人在阵地在——跟他们拼命啊——”场上场下一片沸腾，一片混乱。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周围静了下来。我抬起晕乎乎的头仔细一看，原来场上只剩下两个人，这边是我，那边是大院里最会打架的阿光。
我知道这下子真要完蛋了。
我们站在各自的城堡里对视着。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就像一只兔子迎头撞上一只大灰狼。他满不在乎地看看我，甩甩手，很轻松地咧嘴一笑，说：“投降吧，没什么好打的。”兵临城下。敌人已经跑到城门口，眼看就要冲进来了。
全身的热血涌了上来，我想都没想，朝阿光一头撞过去，狠狠撞过去。
我要以死殉城，与他同归于尽。
阿光一闪。
我的头撞在地面上，眼前一黑，剧痛！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我低着头，捂着鼻子匆匆走过操场，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我的鼻子青青的，肿肿的，有几条擦伤的血口子，还有紫药水，我知道自己很难看。
但是，大院里没有一个人笑话我。
从此，再没有人在我背后扬沙子，扔石头。1991年夏补白这篇不起眼的小散文，是我童年一个典型的画面。我是军营里的孩子，所受的熏陶就是“人在阵地在”，一句话，不怕死。
正因为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我难以接受“抑郁症患者”的身份。我进入了误区：这角色在动摇我的立足之地，要灭掉我仅存的一点做人的尊严。我抗拒，我愤恨，我焦灼。
如果我曾接受过精神病学的普及教育，就不至于遭遇双倍的精神煎熬。画面再现。我又一次粗鲁地“摔歪了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