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来到礼堂，仍然找自己昨天坐的位置，女犯们来的时候，也顺其然地坐到原来的位置上，我回身点点头。看她坐下了，我从兜里掏出两盒“西尔顿”烟，给了她。
她很麻利地把烟揣到兜里，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握手，因为没有演出，礼堂里灯光太强，过道处还有警察走动。看得出都很规矩，等灯光暗下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前后排的男女犯又都情不自禁地握起了手。也许人在这种情景下，采用这种试，也算是一种心理满足了。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虽然犯罪但都是正常的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有需求，而此时只是缺少选择的条件。
到了第三天下午，泰来监狱文艺队演出的时候，台下文艺队的女犯们对每个表演的节目都抱以热烈的掌声，这份热情来自两天来的肌体相处，或许，每位女犯都收到了泰来同犯的香烟援助，增进了友情。
晚上，我们回到寝室后，都说，明天要表达一下谢意，每人给准备一盒烟。有人说：“恐怕是没机会了，明天咱们在台下坐着，只剩革志监狱一个单位了，她们应当一直在台上。下午，开总结表彰会，也许还有机会。”
隗占军说：“那么地吧，明天她们演出咱也捧捧人家的场，掌声代表着友善和热情，也会鼓舞着演员的表演情绪。”
我说：“明天，咱们就卖卖力气吧！”
下午，省局召开总结会，同时宣布汇演比赛成绩，承办单位顺其自然地获得了第一名，可喜的是泰同监狱文艺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自己的配乐诗朗《妈妈的邮包》荣获了一等奖。我创作的小品《心愿》获得了创作二等奖。歌手分别获得一、三等奖，乐队参赛的轻音乐《鸽子》获得了一等奖，曲艺类山东大鼓获得了二等奖。省局要求明天给县里送一台节目，汇演毕竟是省级单位举办的，节目以革同监狱和泰兴监狱的整体节目为主，每个单位出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它几个单位获奖的节目，也就7、8个，穿插里面，演出时间为三个小时。主持人用革志监狱的两名男女主持人，毕竟两个是长期的组合，配合起来会效果好一些。
第二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便集中到监狱礼堂去了，因为礼堂有化妆室，我们每次演出前，都要化一下淡妆，这样配合舞台灯光脸色会好看一些。当我们到了礼堂的时候，革同监狱的男女演员已经都化完妆了。
我们正准备自己化妆时，革志监狱文艺队的佟干事对着女演员说：“你们是不是发扬点风格，帮助泰来监狱的同犯化一化妆？”
女犯们听到佟干事的指令意图，像一群刚出窗的燕子一样，一窝蜂似地扑了过来，我们在盛情之下，都坐了下来，女犯们每个人选了一个男犯帮助化妆。女犯们的举动着实让我们大饱眼福。本来我们坐着都很规矩，两条腿并拢的很严，把两双手平放到大腿上，女犯过来不由分说，很不客气地用她的膝盖点开并拢的两条腿，不但站到两条腿的中间，而且把身体紧紧地贴在你的身体上，更有甚者她的**几乎贴到了你的嘴边，我斜眼看去。有几个男犯几乎把头逼得都昂起来了，脸憋的通红。好在我身体高大,即便坐着,她高耸起来的部位,也很难和我的嘴部成平行线,只是离的太近,双方身体的气息却难免被鼻子所侵犯.我心里想,看来这些女犯,由于长期在文艺队里,帮助男犯化妆,她们积累出一套贴身化妆术,如果不是警察在身边监视,恐怕男犯们会情不自禁,难抵异性的调逗和诱惑.
如果说这种化妆是让人一种享受,到不如像是在遭罪。妆总算是化完了，有的女犯临离开时还偷偷地用手掐男犯身体一把。在这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在特定的条件下，女人的需要和表达方式，并不一定始终处在被动的位置，或许比男性更猛烈一些。
我化完妆后，我们准备去更衣室换演出服装。这时，听到杜干事说：“那边不还有一位没化妆呢吧。你们谁过去帮他化了妆？”
我回身一看，只剩下孙玉库一个人仍坐在那里没人给化妆，他今年五十多岁了，来自农村，是监狱文艺队说快板的，人长的老，且不太受看，其中一位女犯听到佟干事的声音，转身奔孙玉库走去。但还没走到跟前，转身就返回来了，并对身边的一位女犯说：“你去给他化了！”
这名女犯拿着化妆盒走了几步，看看孙玉库转身也回来了。杜干事说：“你们咋地了，就剩一个了，帮他化了？”
孙玉库到是搞曲艺地，自己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孙玉库说：“我知道为什么都不给我化妆了？因为我长的砢碜那！”
大伙儿听后了一阵大笑。
我们文艺队同来的孙景权急忙说：“别让她们化了，还是我帮着化一化吧。”
换完演出服装，佟干事把女犯先带走了。随后，我们才接到指令，让我们往出走。
出了礼堂，除了押解车外，还停着一辆客车。警察让我们站队往车里上。男犯们陆续地开始上车，这时女犯们都坐在了车里，而且每人站了一个坐位，都在招呼喊男犯上她身边去坐着。这一情景被车下的杜干事看到了。
佟干事：“停，你们先停下来，所有的男犯先都下车。”
男犯刚上去几个人，听到佟干事指令，都陆续地走下客车。
佟干事走上客车对着女犯们喝斥到：“你们还要不要脸了，蹲几年监狱蹲成这样了。都往后坐，谁让你们一个人占一个坐位了。不要脸，我看都疯了。”
女犯们不情愿地往后窜坐位。
“都快点，一个挨一个地坐”。杜干事严肃地说。
等女犯们坐的紧凑后，我们才陆续地往客车里上。
我坐到坐位之后，身后就是女犯。我笑着说：“佟干事挺厉害啊！”
女犯说：“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看佟干事挺好的。”我说。
女犯说：“你看她长的好看吧，其实最狠。有一天夜里停电了，两个犯人钻一个被窝里，不注意捅股出动静来了。她拿着手电筒进屋，不由分说，跳上床，用皮鞋头子就是一顿踢，也不分脑袋、屁股，专往那地方往死了踢，都踢肿了，你说，通人性吗？”
旁边一位男同犯问：“你们佟干事结婚了吗？”
女犯说：“还没有呢，警校毕业没几年，长的那么好看，不得挑个当官的嫁呀！”
人都相继坐到了坐位上，车前面的位置，上来了两名警察，车厢里的人谁也不敢吱声了。
在演出中，由于女犯搞乱，在泰兴乐队演奏轻音乐时，又出现了一点差错。
当时乐队演奏的是轻音乐《鸽子》，乐队吹长号的石永生正好坐在二道幕的位置。音乐刚刚奏起，躲在二道幕后面的一个女犯，把手就插到石永生前胸处，顺着白衬衫就摸进去了，石永生原本就怕细痒，她这一摸挺突然的，石永生呼地一下就站起来，不但把左右的演奏员吓一跳，石永生长号也吹跑调了，接着乐曲发生混乱，走了两小节，才被吹萨克斯地冯修君给拽回来。曲子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影响了演奏人员的情绪。
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埋怨石永生：“你炸尸了，吹的好好的，蹦起来干什么？把《鸽子》都给吹飞了。”
石永生脸通红地说：“你们不知道咋回事儿。”
贝司手王磊笑着说：“你不知道咋回事儿。有个女的把手插他怀里了。” 王磊在台上的位置正好和石永生斜对着。
架子鼓手李传博说：“摸一下就摸一下吧，也不能跳起来呀！”
石永生说：“我最怕细痒！”
“是，我了解石永生，他怕细痒。”我帮助解围道。
这次汇演历时了五天时间，在五天里，我们在文艺演出中不但得到了交流，也带来了许多欢乐，外出演出，这在监狱里是很难得的一次外出机会。几天来，监狱的伙食也特别的好，一顿好几个炖菜，油水很大。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说革同监狱对犯人的伙食很上心，教改科长说：”你们出来演出，省局每天额外给你们每人伙食补助10元钱。所以，给你们每天的伙食标准，接受省局的监督，必须都得花出去。
回到监狱的第三天，王连才到我单位教研室找我。
“连才兄，咋了，这么有时间呢？”我忙打招呼。
王连才坐下后问：“听说你们演出表现不错。”
我笑着说：“西部地区第二名”。
王连才说：“你弟弟和朱佩金来监狱了，你没在，接见的我和焦熙临。”
“是吗？朱佩金的案子怎么定的性。”我问。
“无罪释放。”王连才说。
“太好了，总算熬出头了。没听说赔偿情况怎么处理的？”我问。
王连才：“赔偿问题还没说，诉状律师已经写好了，算上他当初被扣押的一百多万，大概应找回三百多万吧。”
我说：“这叫七年啊？”
王连才说：“去年保外后，12月份开的庭，田律师领着十余家国家大报记者来的。庭审后，法庭宣布三项罪名不成立，宣告无罪。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提出抗诉，肯定不会同意的，这个副检察长就是查朱佩金的案子提起来的。”
我点点头：“那就是难怪了！”
王连才：“朱佩金说不然早就来了，这不检察院一抗诉，省高院二审又审了好几个月。”王连才说着，拿出许多报纸刊物说：“这是朱佩金拿来的，让哥们都看看，高兴高兴。”
我接过刊物和报纸翻看起来。《中国贸易报》头版头条的副标题：“朱佩金说，我是清白的，我无罪。”大标题是“ 迟融的坚冰。”我一看乐了，这个标题的选意是我给朱佩金整理的那份二万字《一个承包者的遭遇》最后一段的内容而拟的。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我想，大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北京城早已春暖花开了吧，（当时写自述时正值三月份），我相信那些主持公道的人，能够明察秋毫，使我的冤情能够昭雪，只在那天能够到来，我盼穿血眼也心甘。”
《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七年翻一案死罪无罪。”文摘则全文刊登的《一个承包经营者遭遇》全文。《民主与法制》刊物是从田律师的视角，撰写的文章：“为死罪作无罪辩护。”
看着一篇篇文章，确实压抑了许久的心里，一瞬间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尽管是朱佩金案，但今天的结果，毕竟在特定的环境下都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啊！
王连才说：“朱佩金，给我和老焦每人买了一箱水果，每人存了伍百元钱，在合餐室吃了一顿饭，他说，赔偿还没下来，眼前手头也挺紧干什么都得用钱，等钱下来时，再给咱们三个人多扔点。”
“他的事儿够他忙乎一阵子了。”我说。
王连才说：“听说，先给了他一套楼房，检察院给他赔了一台轿车，是检察院收缴的有八成新吧，剩下的钱，我看够老朱要一阵子的了”。
我说：“是啊，现在我们国家的赔偿制度还不完善，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和机制预以保障实施。”
王连才：“行了，聊半天了，我得回去了，教研室还不少事儿呢。”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过两天，我到你那去。
文艺汇演结束后，监狱召开了总结表彰会，凡是在这次汇演中获得单项一等奖的人员，监狱给予记功一次；其它二、三等将的给予表扬一次，也就是记一奖。记功一次能报减刑六个月，表扬一次可报减刑三个月。我在这次演出中个人获得一个表演一等奖，创作二笑奖，监狱给予记功一次，颁发了省监狱局的文艺汇演荣誉证书。这样，我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中，累计三次记功，家里给送棉服，为监狱节约一套棉服，监狱给批了一奖，也就是表扬一次加上一年多的累计奖分，已经可以报减刑3年的条件了。因此，我找监区主抓改造的副教，申请给我报减刑，监区副教让狱政干事查了我的卷宗，核实了记功和表扬的情况，同意下半年给我再次报减刑。
如果说，我这次能够减上刑，做为在监狱服刑四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而后相继两次减刑的话，在监狱服刑人员中，应当算是比较突出的了。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几年来，我在始终争取减刑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自学函授课程，积极地用知识来充实，武装自己。
为了能够满足我读函授所需的一切学习费用，两年来我一直坚持写稿，共计在省监狱报发表文章、通讯、散文、诗歌等作品百余篇，每次都能获得十元、二十元、三十元的稿费。我把这笔收入用在邮寄资料，购买书籍等费用，一名身强力壮的男人，不能为家里增加收入，我想也不能太让家里为我破费，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玉玲曾说过，如果在学习方面用钱，她可以和孩子在生活费中帮我解决一部分。我不想那样去做，这个时候，如果让我从她们娘俩口中往出挤食吃，简直是割我的肉一样疼，挣稿费不但能解决学习经费，而且还能锻炼一下写作能力，其乐而不为呢？有的时候我在想，提高一下写作能力，日后有机会的话，把我在监狱生活的日日夜夜，以及所见所间，记录下来，写一本反映监狱体裁的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服刑人员，了解东方的监狱生活。这是很多人想要认识的地方，监狱带有许多神密的色彩，森严的警戒让人产生许许多多的遐想。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能力距离出书立传还差很远的差距。但我会努力下去的，监狱里曾经关押过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或高学历的学者。他们之所以没有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想提起这段生活，他们认为这是人生中一段灰色的历程，想忘记却又忘不掉，想提起却又心痛的。当然，大部服刑人员有记录这段生活的渴望，但大部分人文化底子却又很薄，我想，我就去做这部分人的代表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吧。
下半年，我顺利地再次获得**的减刑，监狱给申报了三年，而法院却裁定减刑两年，前后两次累计减掉刑期三年三个月，法院也累计给割掉一年三个月的刑。原来法院不是报多少给裁多少，近几年来，由于服刑人员在减刑中不同程度地都被法院给割掉不少刑期，也就是说监狱呈报减刑的考核依据到法院都贬值了，这说明同为国家司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还达不到协调，统一的地步，因此，许多服刑人员情绪很大。我虽然对此也产生很多想法，但我想只要给减刑的话自己多努力一下，大不了多减一次刑吧。只要改造不放松，我就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地把刑期啃掉！
由于法院对犯人减刑卡的很死，犯人意见大，监狱考虑到影响犯人的改造，对稳定监管秩序也不利，也多次和中院进行了交涉。在年底的犯人减刑大会上。监狱给安排犯人与法官交流的机会，允许犯人就自己关心的减刑和相关法律知识，向中院法官咨询，有许多犯人举手提出询问。
犯人：尊敬的法官，我们在改造中，每月挣的奖分是**考核的结果，120分一功，240分监狱给我们报减刑一年。可为什么，我们同样的奖分报到中院，有给报多少减多少的，也有不少给往下割的，减不足，我们的奖分不就白瞎了吗？
法官：“这件事情，监狱曾和我们多次进行了沟通和交涉。关于你们所挣的奖分，在报减刑时，我们仅做参考的依据，只是说明有了奖分，你们可以申报减刑了，但法院还要根据你犯罪的性质，情节来研究决定你可以减刑多少，不是说给你报多少，法院就给裁多少。”
通过法官的解释，犯人们始终还是对此产生很大抵触的情绪。犯人有句俗话：“分、分老改犯的命根。犯人们辛辛苦苦地长年累月的，好不容易积累够了报卷的奖分，结果到法院一纸裁决半年，一年地往下割，真让犯人心痛。
在犯人的心里，什么法院，还是监狱？不都是**机关吗？你们都代表**，那么，**说话就得算数，做出的规定就得好使。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个统一的规定，才能达到执法一致。你法院说，减刑幅度也要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我认为有些牵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人在改造中，同样记功受奖，他们的改造付出是同等的。那么，你给予奖励减刑的分值却不相等，就体现不出公平公正的原则。换句话说。至于犯罪的性质、情节，这牵扯到刑罚问题，这在判决时已经酌情依法进行了判决，相反，再把犯罪的性质，情节延伸到服刑奖励上面，自然存在不公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