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30日，胡适出席北大工学院44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胡适谈到，好的，历史悠久的大学，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欧洲大学之所以能够具有悠久的历史，长久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主持财产的董事会，二是有终身任教职的教授会。此外，胡适还强调了美国大学校友会的作用，认为校友会在财产管理和人才选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
他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并训练青年学者，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胡适在信中列出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骏、袁家骝等九人名单，说他们是“极全国之选”，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责。但此项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
胡适也曾申请在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里下拨50万美元，用于购买研究中心设备。再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后，胡适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12月13日，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在南京召开，胡适赴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胡适的努力和争取，会议决定拿出25万美元，帮助不超过四个大学的某一个学科部门添置研究设备。会议议定的四所大学是：北大10万美元，专门用于物理系；中大、浙大、武大各5万美元。
收到10万美金后，胡适专款专用，把这笔钱全部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来不及购买，北平就改朝换代了。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此为后话。
为了更多的获得美援，有人又想起了抗战时期胡适的能量，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期间，王世杰、陈光甫等老朋友也都劝说胡适再度赴美。胡适婉言拒绝，说自己老了，十年的差别，确实不比从前了。
12月17日，胡适给王世杰写信，申说了自己不能接受此任的理由：“第一，我受命办一个学校，不满一年半，未有成绩，就半途改辙，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国家……第二，我近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
这一天恰好是北大49年校庆，也是胡适56周岁的生日，南京北大同学会在中央饭店庆祝北大校庆，并为胡适做寿。胡适发表了即席演讲。
那一天，胡适很激动，当他在讲演中说道：“我当年只是个26岁的留学生，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聘我，我是不能到北大教书的。到北大之后，发现有很多北大学生读书很多，而且思想成熟，于是觉得非拼命用功不可。因此，是北大成全了我。”
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泪俱下。
12月19日，胡适回到北平。12月28日，为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胡适写成《追念熊秉三先生》一文。
谈及胡适和熊希龄的情谊，很自然会想起胡适的那首名为《希望》的诗。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一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21年夏天，大学起风潮后，北京高校教职员请愿。那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心情不好，杜威先生去山西了，胡适正好有时间，陪蒋梦麟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里散心。
熊希龄夫妇在西山办了一个慈幼院，举行办院一周年纪念会时，请胡适去讲话。临别，他们送给胡适一盆兰花草。胡适非常喜欢，并小心地把它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可是这盆兰花草好像很认生，来到胡适家里有些水土不服，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小诗。
兰花草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开花，如今已快到秋季。但是，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诗人没有失望，而是期待明年开春可以得到一份惊喜，自己辛苦栽种的小苗可以茁壮成长。一次失望的等待，在胡适笔下却描绘出等待中期待美好的过程，虽然兰花没开，却等来了心花绽放的结果，诗人豁达的胸襟令人赞美。
胡适在《追念熊秉三先生》一文中，摘引自己参观熊希龄夫妇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两段日记，肯定了他们的办学成绩。胡适还回忆了与熊希龄交谈的往事，赞扬他是个有办事才干，同时又是个真爱国、真爱人的人。
12月30日，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一些在北平的朋友赶来道贺，自然要热闹了一番。
1948年，新年刚过，胡适看到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消息，认为这对于推动民主制度是有利的，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赞成和敬。胡适在信中引用了自己从前作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中有“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两句，胡适解释说：“第一虽然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
3月21日，胡适到上海，并于24日主持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
3月25日，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3月27日，经过五次投票，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胡适当选为人文组院士。
29日，胡适出席国民大会。在大会期间，王世杰告诉胡适，蒋介石考虑到现行宪法之下总统受到很多束缚，因此想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做有真正实权的行政院长。胡适考虑再三，后来还是放弃了。
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后，4月1日，蒋介石约见胡适，希望胡适不必多虑，出来做总统候选人。
胡适被蒋介石的“诚恳”态度所感动，艰难地点了点头说：“请委员长决定吧”。
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在会上声明不参加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胡适闻听此言，虽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
4月4日的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最后，蒋介石的提议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没有通过。
4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表示歉意，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4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饭，亲自向胡适道歉。胡适则很诚恳地回答，党内最高干部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
5月9日，胡适飞回北平，继续其耽搁了一段时间的《水经注》的研究。担任北大校长后，还身兼那么多职务，胡适很忙，但水经注》的研究一直在坚持。
因为此前，他曾经和朋友说，由于物价飞涨，他已沦为贫民。朋友们都知道胡适手很松，没有什么积蓄，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担心胡适的生活，托人给胡适带来了200美元支票。胡适在5月24日的回信中谈到当时北大教授的困境，说北大的教授本月可得2000万元，只相当于黑市上12块美元！胡适安慰赵元任夫妇说，自己当校长，房子和汽车都是北大供着，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版税，自己又戒掉了纸烟，因此比一般的教授“阔”多了。总之，现在还饿不死，还能吃得饱。
胡适在信中还告诉赵元任夫妇，自己有时候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水经注》上。
胡适曾多次提及歌德遇到国家大患难，就潜心研究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的故事，他的《水经注》研究显然在效法歌德。“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水经注》上”，足见时局已经糟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