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在《人间词话》精才绝艳的开篇后，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学人闻风响应，以为幸事。大家摩拳擦掌，铺纸挥毫，准备与同行们切磋一番。与此同时，张斯工作也正式开始，彻底为月刊立稳脚步。
一部著作，悄然登载。 最先是引论，文字简短，语义明晰，并不十分费解，却掀起不小的风潮。专家与学生，诵之再三，击节赞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前世曾流传过一句话，许多读者知晓：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这两人能否并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作分析。高阳是台湾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存有几千万的文字，在华人界名声极大。单看他与金庸并提，便知小说的流传广度，确实有过人处。
高阳先生被问及何以写历史小说时，曾言是要“唤起民众对历史的温情”，这样“民族才有办法”，可以一直走下去。
“温情”的说法，大概就源于上面引论。
《明朝那些事儿》原作者当年明月，提及自己的“史学偶像”，作过比较，说自己“差距很大，他是着重于历史本质的东西，虽然我的书里也有这样的内容，但跟他还是相差很远……我希望我的书能流传很久，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的书卖得很好，但是我一直认为钱穆的书虽然可能一年卖不到一百本，但是一百年以后，他的书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会被翻出来重新出版。”
引论的作者，正是史学大家钱穆！而这部著作，则是那部大名鼎鼎的《史学大纲》。甫一出现，果然震惊天下，学界哗然。激动之余，也引起了绝大议论，众说纷纭，一时之间，难辨清是什么声音。
而那对历史“温情与敬意”的说法，已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更成为历史系师生谈论的重点。仿佛为大家推开一扇新门，走进一看，豁然开朗，难以自己。
作品继续登载，内容缓缓展开，众人不禁为它的娓娓道来所吸引，也为那许多神奇的发现感到惊讶莫名。这样一部著作，支持的人极多，反对的人也不在少数。学界的反响最为热烈，纷飞的文章，第一时间见诸报端。
“此书首重政治制度, 次为学术思想, 又次为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 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的结构, 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的干柱。在具体阐述时, 并不是刻板、机械地、作教条主义的图解，而是在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张斯似乎创建一种新的体例，在华夏史学著作中尚属首次。单是以此而言，也是一份不小的贡献。至于其中内容，更是引人入胜，读之忘时。初次见那引论，不禁被激的心潮澎湃，热血涌起。
国人著史，读史，所谓何来？
以往的时节，民众误会丛生，最易评判华夏历史。这在翻书之前，已带了有色眼镜，很难得出真正的好处。既是华夏的国民，确实要有相当的‘温情与敬意’，如此才能体会古人的种种，得出发展的轨迹……”
“这又是一部杰作，难能可贵。
张先生讲史出身，对于史学有了解，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有这般功底，却出人意料。无论《品三国》，或是《明朝》，都是演义成份居多，实际说来，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大纲》则一改风格，笔力厚重，令人心折。
于古代政治制度，思想变革，下了极细腻的功夫，论证其起源流结局。诸多创建性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对错暂且不论，却实实在在为大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样成熟连贯的著作，在近来是绝无仅有的……”
“有这样的作品，张斯已迈入史学大家的行列。
建国以来，华夏的通史，倒是出了几部。也是洋洋洒洒，结构恢弘，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受教条的限制，思想硬化，颇多粗陋错误的观点。民众受其影响，也产生同样的想法，实在是件可痛恨的事。
《大纲》走的是另一种路，全不受套路束缚，写的极为自由客观。这大概便是‘野狐禅’的好处吧，不必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教条。在我看来，《大纲》是华夏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应该作教科书使用……”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华夏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翻阅起来，倒不是如何困难，却也受了不少指摘。
“近来有许多人推崇《国史大纲》，令人不解。
在我看来，这并非一部精深的著作，现今随便一个历史的博士生，都可以写出来。论述过于散漫，偏于个人化的色彩。尤其用语，依然是张斯惯用的浅白文言，到了现今的年代，却不写正规的语言，实在奇怪。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其中情绪化的痕迹很浓，可以很清晰看出作者的倾向。
写历史贵在客观理性，岂能将个人的情感夹在内？单以此点论，张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作者。可能是以前讲史的坏毛病，带到了学术上来，总显得随意。我不支持大家看这样一部著作，很容易搞混是非……”
倒是说到了几分实情，钱宾四先生写作《国史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危亡，悬在一线。钱先生辗转各地，亲历战火，将对国家深切的感情，与抗战的勇气，化进了书中。所以其中情绪明显，很易感受到。
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指摘，发文反驳：
“能见到《国史大纲》，就我自己而言，还是十分庆幸的。这样的著作，并不多见，至少建国以来，确实没有。
至于它是否‘精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大好论述。通史的特点，在于宏大连贯，确实与这个词没多少相干。但若说‘随便一个博士生’都能写出，就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便是教历史的教授，不敢说自己说平如何差，但确实写不出这样的著作。
说《大纲》的文笔，就更难令人接受了。用文言或是白话，这是各人的爱好，不必强求。在我看来，张斯的文笔，向来出众，这部也不例外。与那些枯燥的文字比起来，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总不该因为自己写的不好看，便责怪别人的没有学术价值吧？况且，文言的历史，远比白话长的多，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正规的语言’。
《大纲》的情绪，确实能感受到。
但这没什么不好，《史记》就是一部情感浓烈，感人至深的作品。它的成就，是其它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所以情绪并不影响价值……”
由于是堪堪出现，大家尽管谈论激烈，却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持着自己的观点，相互辩驳，扯出了许多其它问题，顺带着解决了一些。而大家于《国史大纲》的真正价值，仍未能参透，这还需经过时间的磨练，才能看清。
一位后世的学者，在文章中是如此写的：
“因写作《国史纲目》之需，最近研究宋代社会治理秩序，阅读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大本，读来十分有趣。
至于今人著作，阅读了一些日本人的研究，不断地翻张斯先生的著作。
再一次感受到《国史大纲》之高明。二十世纪早中期，华夏历史研究是学术界的大热门，出了很多通史著作。然而，大浪淘沙，当年红极一时的著作，现在没有丝毫价值。
事实上，他们只具有负面价值，极大地扭曲了国人对于华夏历史的认知。
当下华夏知识群体几乎已成本能的对华夏文化的负面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历史叙事造成的。他们的普遍特征是，站在华夏文明之外，站在历史的终点上，用一个个所谓的普世的尺度，随意判断、裁剪中国历史。
张斯先生的《国史大纲》则拔乎流俗，摒弃一切外在理论，以中国知识人之自主意识，深入中国文明内部，历述中国文明演进之内在理路。
在张先生笔下，华夏文明是活生生的，不断生长的，其间经历了曲折，有过黑暗，但同时，也始终在调整，在突破，而又不失其显著的文明特质。每次阅读这本书，我总有欲罢不能的感觉，因为，读这本书仿佛就是回首自身的文化生命之成长史。张先生叙述的华夏历史其实就是每个活在当下的国人的历史。
只有这样的华夏历史，才值得读者以温情与敬意阅读、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