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青到清华找贺龙儿子说：我要动你爸了，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贺龙的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正由于他品行高尚，为人正直，原则性强，也必然成为林彪、江青等人篡权乱军的严重障碍，引起他们的极端仇恨，于是，他们便把罪恶的暗箭向贺龙瞄准，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小人得志便猖狂，遂将暗箭换成明枪，向人民的功臣贺龙猛烈地射来。

1966年春，贺龙遵毛泽东的嘱咐刚刚视察了大西南基建工地，“运动”狂潮很快就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翻滚，天昏地暗，人妖颠倒。

9月14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中，夫人薛明拿着几份文件送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斗嘴，慢慢地吐出烟雾，脸上却无往日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可就是没能告准！”

事情是这样，早在这年8月间，林彪、江青一伙炮制了“八五”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他们欺上瞒下，捏造事实，对一些长期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加以残酷迫害。他们罪恶地要这些老同志“揭发”贺龙。

与此同时，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段，向毛泽东写信，诬告贺龙，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小集团要篡军夺权。

这天，毛泽东找贺龙去， 把那封信交给他，要他看看。毛泽东见贺龙没有戴眼镜，又关切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

等贺龙吃力地看完了，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于是，贺龙也才放下心来，坦然地向毛泽东请示：“是不是找他谈谈？”

毛泽东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没什么好谈的？他还很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间，林彪一伙对贺龙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小伎俩。他们一方面搞诬告信，另一方面妄图要贺龙不得与他们作对。当月的一天，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对他们施展的这一套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贺龙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叫贺龙到前面坐。贺龙坐在毛泽东身边了。

然而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贺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一起亲切谈话的时刻，却有一股凶恶的暗流向他涌来。

两天之后12月30日，江青窜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谈话。江青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还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和他斗争！”在这罪恶的黑手挑动下，恶浪滚滚而来。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部下被揪斗了，大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又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围攻的人群挤满了庭院。

贺龙和夫人薛明已经不能在家居住了，但是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就有人来揪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他说：“人得去。应该去见见他们！”

薛明和贺龙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其实，善良的贺龙错了，在这个扭曲的年代，他的确不了解群众，正直的群众也的确被谣言搞乱了。薛明不能让丈夫出去，劝他说：“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只得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随着贺龙来到了周恩来家里，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关切地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我顶着。”当时，周总理叫秘书接通了贺龙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群撤出去，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的家中。

周总理亲自为贺龙夫妇安排了住处，邓颖超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信笺来对贺龙夫妇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周恩来的工作最繁忙，有时叫人把他的饭拿到贺龙夫妇住的地方，以便利用吃饭的时间和贺龙说话。有时碰到贺龙的孩子，也关心地问长问短。周总理对贺龙一家无微不至地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万分感激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啊，但是这显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一线领导同志都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周恩来还约了江青。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贺龙”

就在这刺耳的号声中，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周总理又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并勉励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神情严肃地听着。他牢牢地记住了总理嘱咐，并且让薛明帮他记下来。他是决心身体力行，等到秋天再向总理汇报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的永别。

1967年1月19日凌晨3点钟，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进了京郊的山区。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不让带工作人员。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和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 次。战争时期，他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在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与人民抢夺胜利果实时，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与儿子的住处。如果不是警卫员的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儿子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到北京以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 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躲避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境遇之中。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如其来地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贺龙的心态夫人是理解的。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到了这样一个荒僻的山沟里，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啊」但是，他想起周总理的嘱咐，渐渐平静了下来。

然而，这时报纸上却正在连篇累帙地报道着上海的“一月风暴”。从上海刮起的这股夺权黑风，吹向全国各地，也在贺龙心中掀起了波澜。他非常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

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更激起了贺龙极大的愤怒，他说：“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说到批斗老干部的事，贺龙总是痛心地摇摇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理出党外了。”

进入2月以后，贺龙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时翻阅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时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叠纸推到夫人面前，低声地说。“写！”

写什么呢？他沉痛地谈起了1931年至1933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整套王明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贺龙心灵的深处留下难忘的创痛，以致30多年以后，他追忆起来还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杀害了，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他说到段德昌、王炳南等许多同志惨遭杀害的情景。贺龙的手在抖，他的眼睛湿润了。

当谈到当时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批斗、被迫害的一些老干部时，他的语气更加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一个月的回忆和思索，3月7日，写完了一份关于回顾当时历史情况的报告，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薛明帮助贺龙记录整理着报告的文稿，透过那些语重心长的语句，又一次看到了这位革命老战士的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

在这个荒僻的山沟，贺龙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党的事业。他从几十年斗争的实践中，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经验和敏锐感觉，已经觉察到：在一片“革命”的口号声中，类似当年王明路线的东西已经发生，并正在泛滥。

为了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贺龙向党提出了当年的历史经验。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他要大声疾呼，引起全党的警觉！他要用自己的胸膛去挡住可能射来的冷枪毒箭，保护住党的肌体，掩护那些在过去历史错误中幸存下来的战友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