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成功背后：诺兰与基里安·墨菲的长谈

克里斯托弗·诺兰与基里安·墨菲谈《奥本海默》票房惊人背后的厚积薄发

某种程度上，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反英雄大片《奥本海默》是疫情时代的产物。直到2020冬，诺兰一直是华纳兄弟的忠实拥趸，华纳的标识也被印在诺兰编剧、导演、监制的每一部电影里。

尽管诺兰从未与华纳深度捆绑，但自1999年他凭借独立电影《记忆碎片》成名，并与华纳合作《失眠症》以来，就一直与华纳维持着“一夫一妻式”的合作关系。

直到华纳传媒前CEO杰森·基拉尔作出了将华纳新片全部投放到HBO Max平台的盲目决定后，一切都变了。这位一向性格温和的导演终于爆发了。华纳只想着为自己旗下流媒体吸引订阅者，全然不顾实体影院日渐萧条的窘迫，这令诺兰和许多人出离愤怒。在全球仍未完全摆脱疫情封控的背景下，华纳坚持公映《信条》的做法更是令诺兰深受打击。

尽管没有任何一部诺兰电影在流媒体和院线同步上映，但他还是替《沙丘》、《黑客帝国4：矩阵重启》《神奇女侠1984》和后来在奥斯卡获奖的《国王理查德》感到愤愤不平，它们本来只为大银幕而生，却不得不与流媒体同步上映。同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迪诺一样，诺兰是传统院线观影的捍卫者。他也终于下定决心抛开华纳，寻找新的合作者。对华纳来说，这可不是无谓的威胁，要知道仅诺兰为华纳执导的影片票房就超过了60亿美元（如果加上他制作发行的DC电影，票房会更高）。

当《Deadline》杂志透露诺兰将执导《奥本海默》，还有凭借出演斯蒂文·奈特的黑帮连续剧《浴血黑帮》而声名鹊起的基里安·墨菲可能会领衔主演时，这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各大电影公司蜂拥而至，有传言称华纳兄弟可能连跟诺兰会面的机会都没得到。最后的幸运赢家是NBC环球集团总裁唐娜·朗雷，她同其他几家公司一样，同意了诺兰要求的1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创意控制权以及全球上映的要求。

朗雷说：“我想与诺兰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首选导演之一。在影迷圈中要选出最佳导演时，诺兰的名字也总是名列前茅。另外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们走出疫情阴霾后，必须有无与伦比的观影体验才能将观众拉回电影院，诺兰的作品无疑是最具有电影特色的。他制作这部影片的初衷也是为了观众能够在影院中欣赏。对环球来说，这也是一项战略要务。”

在朗雷读完剧本后，更加坚定了她拿下这个项目的决心。《奥本海默》通过多条时间线的交织展现了科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上世纪40年代初作出的贡献，比如位于洛斯阿拉莫斯沙漠里的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它直接促成了原子弹的诞生以及二战的终结。剧本还涉及奥本海默后来产生的负罪感，以及美国当局在利用完他后对他的迫害。

电影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爱尔兰演员基里安·墨菲饰演的奥本海默，另一个则是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路易斯·斯特劳斯，他是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商务部长。斯特劳斯为遭到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以及其他科学家冷眼对待一事耿耿于怀，后来他在掌管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时，试图通过举办一场有争议的听证会来撤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使其名声扫地。

“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了，”朗雷说。“当我发现这并不是一部需要凭借百科全书才能理解的晦涩难懂、扑朔迷离的科幻大片后，感到如释重负！这是一个在历史与时代浪潮下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这也是我职业生涯里读过的最好的剧本之一。

这是一部带有强烈诺兰色彩的电影，时间线的变换，复杂的角色，它还有一个深深触动朗雷的精神核心。“感人的同时还兼具深度”她说。“当时世界正处在崩溃边缘，多国在追逐技术革新，而美国必须在这场竞赛中胜出，现如今我们又深陷乌克兰战争中。我真的被这个故事的共鸣力和切题性所震撼。正如诺兰对我说的，‘这是在电影里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美国故事’。”

基拉尔和华纳兄弟出局了，新东家环球更亲近影院，院线终于再一次成为了电影的优先选项。跟环球的合作是否只是露水情缘，诺兰不置可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献给了环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非系列电影在七月上映后就赚了将近十亿美元，斩获了英国电影学院奖的七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而且大家也普遍认为《奥本海默》会成为今年奥斯卡的宠儿，13项奥斯卡提名意味着这部电影有望获得更多的重量级奖项，墨菲、唐尼和艾米莉·布朗特在表演类奖项的优势大家也有目共睹。

诺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墨菲的时刻：是在一张报纸的封面，可能是《旧金山纪事报》。当时他住在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酒店里，忙着撰写和修改正《蝙蝠侠：侠影之谜》的剧本，另外也负责主演的试镜工作。那会儿他正为谁扮演蝙蝠侠而发愁时，突发奇想，“我干嘛不看看备选之外的人呢？”

诺兰看到的那张照片是丹尼·博伊尔的末世僵尸惊悚片《惊变28天》的一幕：尽管墨菲浑身是血，但他明亮的蓝眼睛与从丧尸群里死里逃生的残酷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是一张超酷的照片，”诺兰边说边看向墨菲。“你的眼神和你的气质，真的让我不能自拔。”

“你当时看了那片子吗？”墨菲问。

“没有”，诺兰说，“我只是看到一张剧照，那之后好久我才看了那片子，但这抵不住我对你的兴趣，完全是出于本能，它是观众与演员之间交流，是一种本能的、即时的情感联系，确实是一见钟情！我当时看着那张照片心里就念叨，“嗳，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哈！”

之后诺兰邀请墨菲去洛杉矶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墨菲被安排进入了蝙蝠侠角色的试镜名单里，但最终这个角色归了克里斯蒂安·贝尔。“但我记得你那会儿比现在瘦很多，”诺兰回忆道，“你走进来时，我心里都在嘀咕，‘他真的能成为蝙蝠侠吗？’”

尽管如此，诺兰还是很想看看墨菲的演技，他为墨菲搞了一个朗读布鲁斯·韦恩台词的小试镜。他们在华纳兄弟的一间有着全套专业灯光的摄影棚里用35mm胶片拍了些片段。“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墨菲的才华。”结果让他惊讶，“我记得剧组里有一阵兴奋的情绪波动，”他说，“好莱坞的电影人非常专业，但也很麻木，他们见识的太多了，能勾起所有人兴趣的事可不常见。”

墨菲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拿到那个角色。“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试镜，”墨菲说。“对我而言，作为诺兰的粉丝，能走进影棚参加试镜，我就很开心了。在我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我非常满足于说，‘天呐，我竟然和克里斯托弗·诺兰共处一室，我们还一起拍了些片段’。后面他给我打电话劝我不要失落，我根本没想到他会问我，‘要不要试试别的角色？’”

另一个角色是大反派稻草人，墨菲出演该角色标志了蝙蝠侠系列的重大转变，“启用一个没有啥名气的演员出演这样重要的角色是很大胆的行为，但我就是忍不住，”诺兰说。“以前所有的大反派都是由阿诺·施瓦辛格和杰克·尼克尔森这样的名角扮演的，他们是整部片子最大咖的明星。资方也被诺兰如此大胆的尝试震惊了。

那么，什么因素令墨菲只适合演反派而不是演蝙蝠侠呢？“我认为他当时的身材条件不太好，”诺兰说，我们当时以布鲁斯·韦恩和蝙蝠侠的身份条件测试了每个人，克里斯蒂安的惊人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的表演要基于现实。那完全是一种真情流露，当你穿上蝙蝠服时，你必须真的成为蝙蝠侠。克里斯蒂安恰恰拥有这种惊人的能力，他已经弄清了角色的定位以及如何将其呈现出来，就像他在电影里塑造的那样。他与角色融为一体，更确切的说，他以蝙蝠侠的身份打败了银幕与现实的界限，他的表演完美无瑕！

“很多年后我在看《浴血黑帮》里你塑造的汤米·谢尔比，真的很有趣，”诺兰转向墨菲说，“你完全融入了那个角色，那是一个压迫感十足的代表性角色，当他走进房间时，瞬间鸦雀无声，他完全主宰了那里，就像蝙蝠侠或者其他的代表性角色那样，他的动作充满自信与力量”诺兰顿了一下，“这是你这些年有意识培养的吗，还是接到角色后单纯地思考如何塑造它。”

“我觉得两个都有”，墨菲说，“细想一下，我当时也能感受到那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表演体验，过去我还没有接到过这么有压迫感的角色。诺兰，我一直觉得你最被低估的一个优点就是选角，人们清楚你所有的超凡优点，唯独忽视了你细致的选角才能。我真的觉得稻草人是我职业生涯里在那个阶段能接到的最适合的角色”

“所以，是什么让一个演员开始跟之前合拍的角色合拍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诺兰说，“我有次内森·克劳利闲聊，他是蝙蝠侠三部曲的美术指导。他跟我讲他看过《浴血黑帮》了，当时我还没看，他说，‘基里安为了那个角色增重了，块儿大了不少。’我看后却觉得‘哪有啊，根本不是那样啊，’我的意思是说墨菲可能确实增重了，也可能就是越来越成熟，身材更有型。但是那并不是我的切实感受，我当时想的是，‘这肯定还是原来的墨菲，只不过他在运用他的天赋，他的表演技巧，以一种我之前从没有见过的方式展现他的气场。’”

看起来墨菲的确耗费了一些时间才磨练出那种气场，墨菲也同意这种变化其实更多跟表演技巧有关，而非单纯增重。“我年轻时，大概16岁，有幸在伦敦国家剧院看到了乔纳森·普雷斯演出的《麦克白》，”他说。“之前我只看过他在《妙想天开》等电影中的表演，他是一个相当瘦小的家伙，但我在现实中看他表演时，能感受到他身上蕴藏的那种强大力量，那完全是表演的功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诺兰说，“可能是你不喜欢的某种过分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但我的确看到你的转变，汤米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你身体特征的能力，超脱自身后，人们再看这个角色会完全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伟大演员的天赋，我虽然没搞懂，但我大受震撼。

“我也不知道那是啥，”墨菲说。

不管那种难以捉摸的特质到底是什么，诺兰知道他需要利用它来讲述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故事，从他的首部长片《记忆碎片》到《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再到后来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信条》这些打破常规的作品，诺兰一直用于挑战野心勃勃且复杂烧脑的作品，但讲述奥本海默的故事注定是他导演生涯里最大的挑战。

诺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长大，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人们密切关注着美苏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险。诺兰对奥本海默的好奇心始于1985年的歌曲《俄罗斯人》中的一句歌词，歌手在歌声中发问：“我怎样才能从奥本海默的致命玩具手中拯救我的小男孩？”

“我比墨菲稍大一点，但他应该也记得英国80年代的那些事，”诺兰说，“那是一个对核武极度恐惧的时代，我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聊过这个话题。他在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中长大，80年代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到处都是抗议活动，流行文化里一大堆关于核武的内容，但我第一次听到奥本海默的名字是在斯汀的歌曲《俄罗斯人》中，歌声中充满了对核末日的恐惧。”

2005年的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合著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中文译名《奥本海默传》）更加激起了诺兰对奥本海默的兴趣（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私自将火种传到人间激怒了奥林匹斯众神）。读完《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后，我似乎看到了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可能性，通过奥本海默的视角审视一切，其他的因素随后展开。要阐释一种对核武器的恐惧，你必须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那也是奥本海默的心声。

这本书最震撼诺兰的情节，是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去过洛斯阿拉莫斯沙漠露营。“洛斯阿拉莫斯和他研发的核武器之间的联系，始于奥本海默的童年。”诺兰指出，“奥本海默试图将他从前在新墨西哥玩牛仔游戏的那种户外激情与物理学相结合，就跟他后面在曼哈顿计划中做到那样。”

还有推动故事情节的要素，即美国人必须与时间赛跑以击败纳粹，更让诺兰坚信这部电影的可行性，“当我读那一节时，仿佛看到了一种个人羁绊，”他说，“一旦你有了人物，接下来就得聚焦事件，1945年后，针对奥本海默的白色恐怖接踵而至，这是多种要素汇集造成的悲剧。”

原子弹丢到广岛和长崎后的确终结了二战，但也夺走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奥本海默造出一种恐怖武器，如果落入坏人手中足以毁灭世界。后来他因受到政治指控而被剥夺了安全许可，成了一个备受排挤的人，这更加剧了他的精神负担。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在凯·伯德加入之前，马丁·舍温已经为这本书辛苦耕耘了二十年，后来他们俩又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将其完成。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研究和采访。我真的受益匪浅，真的太棒了！”

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奥本海默本人，诺兰决心解开这位科学家的谜团。我们在《闪亮》《美丽心灵》甚至《心灵捕手》等片中看到了对天才脆弱性的描写，以及这些绝世天才是怎样陷入困境的。但是奥本海默似乎很享受他在二战后登上《时代》和《生活》杂志封面的荣耀以及各种演讲带来的名气。他到底是一个自恋者还是英雄？

“我认为他绝对是一个英雄，也绝对是一个自恋者，”诺兰总结道，“他一生经历了很多，非常的戏剧化。我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中看到的，也是一开始就令我着迷的是，奥本海默在年纪轻轻就征服那些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概念的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很多神经症，还惹出很多乱子的人。我们试图融合这些元素，来展现他内心的能量，以及展示他如何掌控这种能力。我觉得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的转变与核裂变的原理很像，作为一个特殊的年轻人，他的内心中蕴藏着大量危险的紧张情绪和精神能力。

事实证明，墨菲在身体条件上与罗伯特·奥本海默非常匹配。奥本海默年纪轻轻就凭借才华名满天下时，他英俊的外表也令他成为了理论物理学家中的风流胚子，那双闪亮的蓝眼睛就是奥本海默早期学术生涯中狂野的理想所指。当《Deadline》透露诺兰的下一个绝密项目是《奥本海默》，而且他想要同他合作过五部电影的墨菲来担任这次的男主角时，墨菲感到又惊又喜。

“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这件事，我从没有收到诺兰或艾玛（诺兰的太太，也是他的搭档和制片人）关于这事的消息。”墨菲说，“消息一出，所有人都给我短信，我告诉他们，‘不可能，这肯定搞错了’，‘这只是谣言’，诺兰他们也没有跟我谈起过这回事。一两天后，诺兰给我打电话了，这太令我吃惊了，因为他从来不专门给哪个演员量身定制剧本，其实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他不会被编剧或是演员设定搞得束手束脚。所以，这完全出乎我意料，而且更凑巧的是，当时我没有开工，也没有接别的角色。”

“时机刚刚好”，诺兰说，“就怕他说，‘嗯，我还有别的事......’”

墨菲当时刚刚完成《浴血黑帮》的工作。“我记得还没看剧本，就应下了这个角色，”他说，“我总是这样对待诺兰的本子。”

把剧本拿给墨菲时，诺兰很紧张，“我说，‘这本子你感兴趣吗？’墨菲说他愿意出演后，我才飞到了都柏林，他来到我的酒店，坐下读剧本。我去了休·兰恩画廊，看了弗朗西斯·培根的工作室，我老早就想去看看了，回来后，我俩聊了一下这个本子。我记得在拍《蝙蝠侠：黑暗骑士》时跟希斯·莱杰也是这样合作的。他先答应出演，然后我再给他看剧本。有那么一瞬间，我会想‘你对这个抉择满意吗’。”

他看向墨菲。“那会儿你似乎对剧本很满意，你似乎很......我觉得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兴奋得不得了。”

听到这儿，墨菲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这是我读过的最棒的剧本之一，”他说，“太惊人了，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开始的角色，我必须立刻开始，‘好吧，该死，该死，该死，该死，我必须做好一切，这工作量真的太大了。’事实上，在看剧本前，我已经开始角色的准备工作了。我知道我必须制定一项策略，并且要非常细致地处理一切，因为我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无论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学识上。”

墨菲可不仅仅只试戴了奥本海默的标志性礼帽，“我立即开始控制卡路里的摄入，”他说，“距离开机还有六个月，这是一个蛮蠢的事。但我还是想尽快感受角色，我看了他所有的历史资料，当然我也读了这本书，我还在网上看了他的所有讲座，任何跟他相关的东西我都看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描述对我来说非常有趣。我还和基普·索恩聊过，他是本片的科学顾问，曾经听过奥本海默的课，这些对我帮助很大。”

诺兰插嘴道。“跟基普交谈很有必要，我和他合作过几部电影。《星际穿越》原始概念就是基普构思的。我给他打电话时是想请教他量子物理学的知识，过程中得知他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听过奥本海默的讲座。于是我立刻说，‘你可以和墨菲通个电话，聊聊奥本海默是怎么讲课的。’

这些回忆帮助电影重塑了许多观众不会注意的奥本海默的举止习惯。

墨菲说，“基普聊到了奥本海默在讲台上拿烟斗的姿势，以及他一手拿香烟，一手拿粉笔的样子；我们还聊到奥本海默有多在意自己的存在感，地位和传说。”

“我记得你和基普聊完后把这些也告诉了我，后来我们也把它们融入了电影里，”诺兰说，“奥本海默喜欢让大家放开了讨论，百家争鸣，他很擅长总结讨论。我认为在拍曼哈顿计划的戏时，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奥本海默是一个很好的整合者和领导者，”墨菲坦言，“他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无可替代。”

诺兰和墨菲还一起为奥本海默瘦长体态找了一些风格参照，其中之一是大卫·鲍伊，约莫1976年的样子。诺兰对墨菲说，“他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奥本海默构建了自己一切的个人形象，他全部的自我。这也是为什么我给你看大卫·鲍伊的照片，墨菲，这是瘦白公爵时期的大卫·鲍伊，他穿着疯狂的高腰裤，与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末期穿的款式很相近。鲍伊是一个痴迷于自我包装的顶流巨星，我认为奥本海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我当然明白他俩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但奥本海默的确利用自己的形象办成了不少事。”

墨菲一开始是想从事音乐事业的，后来他拒绝了一份长片合同，进入演艺行业发展，这段经历也启发了墨菲。“我把诺兰发给我的那张照片打印出来贴在了我的剧本上，”墨菲说，“他发给我时没有解释，但我明白他的用意，我是一个音乐迷，能看出其中的联系。所以，在拍摄过程中，这张照片一直在我剧本的背面。”

然而，更重要的是墨菲要为表现奥本海默的精神压力做好准备，尤其是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成功后的遭遇。历史对英雄并不公平，就好比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图灵破译了纳粹的英格玛密码机，极大推动了二战进程，却因为当时同性恋是违法的而遭处罚。奥本海默同样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政治迫害，被卸磨杀驴。

“我曾经为《黑暗骑士》里的一句台词感到困扰，那句台词不是我写的，”诺兰说，“它是我弟弟乔纳森写的。‘你要么像英雄一样赴死，要么就苟活下去，看自己堕入恶人之伍。’这句话最能令我产生共鸣，但当时我却无法参透它的内涵，这令我倍感煎熬。我在他的草稿里看到这句话，我当时想，‘很棒，我会保留它，但是我没搞懂它的含义，这真是一回事吗？’然后，从那部电影上映到现在，一切越来越真实。在本片中就是这样，人们先是造神，接着再打倒他们，这就是我们对待英雄的方式。”

墨菲认为与诺兰近二十年的合作使他变得更有冲劲，“如果你没有那段经历，或者与制片人的信任程度，”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像我一样，这么奋不顾身的投入这样一部电影里。”

诺兰也有他自己的见解。“我可能讲的不是很恰当，”他看向墨菲，“但我觉得，在拍完《浴血黑帮》后你在事业上正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因为你已经扮演同一角色很多年了，而且很成功，无论是创意上还是艺术上，也有许多人认可这种成功，你一定觉得在待在那个角色中很舒适。斯蒂文·奈特的剧本非常棒，能不断挑战这个角色的潜能，那对你来说是一个温馨的舒适圈，现在你进入这样一个毫无怜悯的斗兽场，可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诺兰很感激墨菲付出的努力。“对我来说，尤其是有着如此庞大的演员阵容，墨菲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要素，”他说，“我记得那是拍摄快结束的时候，唐尼杀青的那天，他跑来对我说，‘你知道墨菲这家伙为你工作有多卖力吗？他真的快掏空了。’

我说，“唐尼，谢谢你，他会没事的，”当时看他的状态确实不错，因为我总是把墨菲在片场的付出看作理所应当，我知道他表演起来有多投入。但直到后面我坐在剪辑室的时候才意识到他表演的重要性。我觉得，所有最伟大的表演大抵都是这样，你在片场能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在剪辑时才能真正看清演员是如何表演的。尽管我一直按不同的顺序拍摄，但他已经想到了所有这些片段该如何组合在一起，然后你就能看它们如何完美融合，发生反应，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第一个看完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说了一句话，很是触动他，“我们无法见证一个演员意识到他的表演有多完美的那个时刻。”诺兰立刻就会意了。他说，“因为这才是表演。尤其是在严肃的电影里，当一个演员有一个好的表演机会时，你经常会发现他们演过了头。但总有这么一个时刻，没有表演的痕迹，那种表达完全是纯粹的。对我来说，这种表演更加接近现实世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人是复杂的集合体，我们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奥本海默就是很好的例子。墨菲的表演拥抱了这一切，也感染了观众。但如果演员没有潜移默化地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根本行不通，”

墨菲感到受宠若惊，“这可是你对我的最高评价，”他微笑着说，“我记得在我演出时，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当我感到彷徨、焦虑或是不安的时，我总会想，‘稳住，诺兰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能，而且他正在将那些我从不敢相信的潜能激发出来。’我记得我在开机前跟诺兰聊过，他总能以一种最好方式鞭策我，也鞭策所有其他的演员，“尽你所能来鞭策我，我知道我们别无选择。”

电影结尾，观众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汤姆·康蒂饰）到底和奥本海默说了什么，这里与前面有一处情节相呼应。斯特劳斯等候了爱因斯坦很久，但爱因斯坦直接无视他离去。斯特劳斯是一个如此小肚鸡肠的人，以至于脑补出他们的谈话不是两个担负着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天才之间的私密话题，而是非议自己......嗯，让墨菲来说吧。

“我一直都在关注第三幕和结局，”墨菲说，“我在都柏林读剧本时，知道那是诺兰最擅长的部分，我当时想，‘这结局太他妈了不起了，’简直不可思议，它源自诺兰的想象力，虽然不是真实历史，但它的确是一个天才的结局。编剧经常要不写一个超牛的剧本，要么一念之间就把自己写进了死胡同里，如果你没法儿搞出来一个特牛的结局，观众会觉得自己被你耍了。”

诺兰说：“我们很认真地探讨了凯迪（艾米莉·布朗特）说‘如果你任由他们对你为所欲为，世界会原谅你吗？我不会。’的那一幕，我很喜欢墨菲那里的表演，对我来说，达到我想要呈现的效果很重要，尽管我也拿不准我到底想要什么，但只要效果达到了，一切不言而喻，它很考验我们在即兴条件下的高度自觉。

“电影中还有一些奥本海默做过的其他一些有点虚荣和自负的事，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诺兰说，“也是在那一刻，我觉得他在向观众敞开自己，心想，‘再看看。’因为他把问题留给了观众，‘你觉得世界会原谅你吗？’‘再看看。’我认为大家始终没有给出定论，但我也在想如果没有遭此劫难，他的路可能不会走得这么远。

对诺兰来说，让奥本海默和墨菲在电影的后半段经历磨难能够引发许多更高层次的反思，“当我第一次同凯·伯德聊起这些时，我说，‘这就是我对他到底是谁的看法，也是我个人的感受，奥本海默比那些在审判席上折磨他的人超前太多了，他对人类如何利用核有自己的远见，这其中既有对世界毁灭的恐惧，也有合理利用核裂变的构想，部分也跟历史将如何评价他有关。不管他多努力，不管他胜利与否（历史都会审判他）......’

“这有点像耶稣，不是吗？”他说，“赢的唯一方法其实是输，这也是我体会到的奥本海默内心深处的痛苦，墨菲在表演过程中其实也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另外我觉得杰森·克拉克那场戏演的非常棒，不在片场的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我们正在拍摄你的另一侧，克拉克突然发狂了。”

墨菲打断道。“确实，你真的快把他搞疯了！一瞬间我都觉得他要过来揍我了，就像这样猛地扑过来，别人和我都对诺兰说，‘老兄，我们不知道你跟他说了啥，但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然后那段镜头就过了。

诺兰回想起那个时候，“他当时在扔东西，那基本就是我们想要的镜头，尽管需要多个角度的组合镜头，但那个镜头是最关键的，我觉得那太棒了。当时还没有拍到另一个机位，而且我也很担心他会失声，不过好在第二天我们补拍了另一侧的镜头。”

“这个例子不错”，墨菲说，“我们拍一些对情节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戏时，我会使眼色，‘你觉得这段行吗？’你表情像是，‘嗯，我们再来一遍。’我喜欢你的认真，有时候你明明可以说，‘大家收工下班了，’但最后你说的是‘我们再来一遍。’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拍好几回，但那一次真的是一条过。

当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奥本海默像一个刚赢得超级碗的橄榄球教练那样被别人高高举起。但在对日本投下奥本海默的原子弹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加里·奥德曼饰）那里，他对奥本海默的忏悔感到厌恶。奥本海默在广岛和长崎核爆造成的屠杀与灭绝中扮演的角色，与诺兰预想的角色定位平衡有一定距离。

“创作剧本时，”诺兰说，“你会试图专注于什么？是作品必须表达的核心理念？还是你想要观众被打动的关键反转，创作《奥本海默》时，我的思路很清晰，剧本核心就是要在尽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核弹试验成功后无上荣耀的顶峰，跌落至看到广岛惨状的低谷。

“这总归是一个疯狂的转变，”他继续说道，“我们在电影前期原子分裂的那一幕就探讨了很多，”当路易斯·阿尔瓦斯雷（亚历克斯·沃尔夫饰）重现这场实验时，剧本里的奥本海默像他现实里那样，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用它来造炸弹。墨菲的表演很精确，没有任何预知性在里面，他扮演的是一个正在讨论原子弹的天才，但我们无法向观众坦白研制核弹的负面作用和道德困境，以及他以后将要承担的精神负担。你也绝不会想在表演中预示这点，也不能预示。这只是奥本海默有趣的人生征程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一切都令他感到兴奋。

在诺兰看来，自己的工作就是去描绘一幅画面，帮助观众形成自己对核武的看法，而不是背叛自己的道德，大口大口地喂观众吃电影菠菜（指平淡乏味的说教电影）。诺兰说，“对我来说，电影永远不会是说教的，因为一旦电影告诉你要思考什么，你就很难再接受艺术和情节了。这种情况很多，尤其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似乎人们希望用电影去传递讯息一样。我跟某位大亨的想法一样，‘如果你想传递讯息，去找西联汇款（曾经是美国电报业龙头，现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在观看《奥本海默》时，我敢说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核武器是一个好东西，所以跟观众说教这点没有多大意义。”

诺兰顿了一下，“我很抱歉在这个话题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但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提前跟大家说明，我对拍一个关于圣母科学家如何意外造出世界上最可怕的玩意儿然后为此痛不欲生的故事不感兴趣。奥本海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事情会走向何方，关键是，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纳粹先搞出了原子弹，对全人类来说那绝对是最糟糕的事。所以他们必须做这件事，哪怕知道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这就是为什么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如此引人注目。并不是说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会发生什么，而是他们明白自己别无选择。”

翻译：石安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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