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昔阳铁厂调几节火车皮，被收二百好处费，陈永贵：怎么开发票？

在陈永贵的心里，公是公，私是私，决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损公肥私。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办事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可以按照政策为他人提供一些便利。

然而，经过一件事情后，陈永贵才知道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了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的做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上，明确写着：

在《公报》的最后，说：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的信息很难达到对等，因此造成了国家的一些资源空置，而有些资源则又十分紧缺。

在民间，信息的不对等也导致了买主找不到卖主，拉货找不到运输工具等一系列困难。其中，陈永贵家乡的昔阳铁厂便遇到了运输工具方面的问题。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找到陈永贵，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

想到这也不违反政策，只不过是昔阳铁厂的人找不到铁路系统的负责人，无法对接火车皮的事情，陈永贵决定伸出援手。

很快，陈永贵便拨通了铁路部门的一个负责人的电话，果然就要到了昔阳铁厂所需要的火车皮。

得到消息后，那位老乡立刻高高兴兴办了手续。

办完事后，那位老乡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让他不要担心。此外，那位老乡还多说了一句，将那位铁路部门负责人收了他们二百块钱的事情，也顺嘴说了出来。

听到收了二百块钱，陈永贵感到十分疑惑，便问：“二百块钱？什么二百块钱？”

那位老乡不知道陈永贵为什么这样问，但也没有多想，便诚实地说：“好处费呀！这挺便宜了！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了！”

事实上，那位老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那时候这样的事情就是家常便饭，再平常不过了。然而，他却不知道陈永贵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在幼年时期，陈永贵在父亲去世后，被大寨的一位老人收养，当了老人家的养子，这才到了大寨。

然而，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老人留下来的遗产，而是将那些遗产交给了老人家的娘家人。这样的举动，让他在大寨站稳了脚跟，变成了真正的大寨人。

1945年，对大寨人来说，是非常喜庆的一年。8月，日军战败，无条件投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寨得到解放，成立了人民政权，大寨人民成为了大寨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对于陈永贵来说，这一年，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一年。在土地改革中，大寨将现有的400多亩土地、41间房屋、32眼窑洞和一些牲畜以及生产工具，分给了大寨的贫农和中农。陈永贵也得到了他应得的那一份。

陈永贵年轻力壮，农活干得非常出色，是村里一等一的劳力。然而，在后来村里成立了互助组的时候，他却主动放弃了“好汉组”，选择了“老少组”。为此，陈永贵还被笑话“傻”。

对此，陈永贵解释说：“这些老汉、娃娃的苦是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他们虽然劳力弱，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领，照样能把活干好。”

果然，在年底的时候，陈永贵带领的“老少组”亩产平均达到150多斤，超过“好汉组”30多斤，超过单干户更多，让原本大跌眼镜的那些人全都傻了眼，大家这才对党号召“组织起来”的道路坚信不疑。

1948年2月，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52年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此后，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战天斗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尤其是在1963年。

这一年，大寨的大雨一连下了7天7夜，随之而来的特大洪水给大寨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就连陈永贵带人修建好的梯田也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

那时候，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他心里惦记着大寨，便冒着危险，返回了大寨村，将村里的事情安排好，拒绝了上级调配的救灾物资，鼓励大家自立更生。

在大寨人的努力下，硬是将大灾之年变成了丰收之年，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交了24万斤商品粮。而被大水冲毁的房屋在重建后，也比原来的更加结实好用了。此外，大寨还新建了地下排水涵洞，用来排洪。

这一年，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介绍下，陈永贵走进了毛主席的视野。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陈永贵逐渐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1975年，陈永贵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担任了副总理后，按规定陈永贵是可以把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然而，陈永贵却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

那时候，陈永贵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

考虑到陈永贵的实际情况，山西省委便每月补助他100元，国务院也每天补助他1.2元。此时，陈永贵就把大寨补给他的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这便是陈永贵所有的收入，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大会同意了他的请求。

退休后，陈永贵担心占公家的便宜，便主动要求搬离交道口的房子。他说：“我没有职务啦，该搬还是得搬呀！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搬到了木樨地22号楼一套12层楼的三居室里，这才满意地住了下来。

在陈永贵的一生中，从来不占他人的便宜，更不用说占公家的便宜了。因此，在听到那位老乡说“好处费呀！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后，陈永贵便盯着他的脸看了起来，脸上出现了疑惑之色。

紧接着，陈永贵问：“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

看到陈永贵一脸疑惑，那位老乡便笑他少见多怪，说：“开甚发票哩！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听到老乡说得这样随口，陈永贵立即向变了一个人似的，提高了嗓门，大喊着说：“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

说着，陈永贵便拿起电话，想要打通给老乡办事的那位铁路局负责人的电话，把车皮退掉。

见陈永贵要打电话，那位老乡立刻着急了起来，求陈永贵不要打这个电话。然而，陈永贵却没有停止，还是坚持拨通了那位铁路负责人的电话，告诉他们，车皮不要了。

把车皮退完后，陈永贵的心里仍然十分生气，大声说：“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看到陈永贵这样，那位老乡也没有再说什么。他虽然“丢 ”了好不容易弄到的火车皮，但也不愿陈永贵。

毕竟，陈永贵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