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批评家，斯坦纳

乔治·斯坦纳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文艺批评和翻译理论等领域贡献超卓。他通晓多种语言，学养深厚，其人隐有古意的博雅气质在不断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代学界日渐稀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于今年8月推出了斯坦纳讨论哲学与文学关系的随笔《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10月22日晚8时30分，《思想之诗》的译者、青年作家远子与文学编辑、读书博主渡边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谈，分享他们对斯坦纳和《思想之诗》的看法。

远子先讲起了自己翻译斯坦纳的缘起。他表示，自己读哲学出身， 对文学性较强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和尼采兴趣最大，《思想之诗》的主题刚好契合自己的兴趣。但最开始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不敢接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在新民说编辑的多番鼓动下“被推进火坑”。虽然他也自矜能够译好斯坦纳的人应该也不多。

渡边简单介绍了一下斯坦纳的人生和学术经历，并穿插了几个他的父亲老斯坦纳的传奇故事。比如，老斯坦纳在二战爆发前接到西门子公司负责人的警告，果断带家人离开法国，避开了战争，而斯坦纳的一些同学后来就死在了集中营里。这种战争的余波对斯坦纳的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塑造作用。

远子补充说，斯坦纳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精通多门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其在写作中也会在不同语言间游走，这也对翻译构成了很大难度。他也为之参考了斯坦纳许多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并向熟稔各语种的朋友请教。他还特别坦诚地感谢了编辑后续对译稿的加工。

接下来，远子扼要介绍了《思想之诗》的内容，其核心观点——许多哲学表达其实无法脱离文学效果而存在——对他深有启发。渡边对这个观点也很有感触，并分享了自己阅读哲学的经历。两人针对性讨论了斯坦纳的“博学”，渡边感慨后者随手拈来掌故的写作方法简直要用博学把读者淹没，形成了一种非常震撼的语言效果。远子认可这种看法，并表示斯坦纳作为批评家的价值主要有三点：

一是多语种能力为他的博学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语言学基础，他的旁征博引是真的扎根于对应的语言环境的；

二是斯坦纳非常好地完成了批评家的工作，即对新作家的发掘，比如贝克特、伯恩哈德和策兰就是他介绍给英语世界的；

三是斯坦纳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典范对过分专业的当代世界具有提醒作用。

但话锋一转，远子开始讲翻译《思想之诗》是如何让自己对斯坦纳祛魅的，首先是他认为斯坦纳的批评缺少社会和政治维度，他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寻找联系，而其成果往往有些似是而非。再比如他在关注大屠杀时一直在追问：伟大的艺术是不是催生了野蛮和罪恶？因为许多纳粹军官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可以刚弹奏完舒曼的音乐就去杀害犹太人。与之对谈的布罗茨基和玛丽·麦卡锡就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并认为斯坦纳能问出这种问题完全是因为他并未真正在极权统治下生活过。远子认为斯坦纳这种有悖常识的观点源自他给了文学艺术以过高的位置，而社会和政治维度正是处理常识的。

但他对斯坦纳的第二点批评引发了一场有趣的争论。远子认为斯坦纳往往给予截然对立的伟大们以同等程度的赞美。渡边立即表示疑惑：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加开放、宽容的观点吗？他自己就既喜欢纳博科夫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远子承认，一种基本的欣赏或许可以同时存在，但发自内心的崇敬一定是会在二者间做出选择的。而斯坦纳这种“全都喜欢、全都伟大”的态度其实是因为他对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毫无察觉或关注。最后，远子对斯坦纳的不满也来自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发现其博学也是有漏洞的：不仅会犯错也经常自我重复。当然他也坦承，自己这种挑错的心态也源自面对伟大批评家的自卑感。

渡边接过话头为斯坦纳辩护，他认为远子的第二点批评是一种“求全之毁”，即要求斯坦纳是一个完人，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可以被批判，而这并不妨碍有些人伟大的话，那么斯坦纳依然是伟大的。而对于第三点感受，他倒是心有戚戚，因为早年读书时也会感觉自己在被伟大裹挟，不敢对历史上的大家置一辞。随着年纪和学识渐长，他感觉自己慢慢走出了对伟大人物的盲目崇拜。

最后，两人都提到了斯坦纳对自己的“信使”定位，即并不自主创作，而是将伟大作品送抵他人的人，两人也对这种身份的意义和斯坦纳的谦卑态度非常认可。在渡边向想要初步了解斯坦纳的观众推荐了另一本书《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