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在一个县里，宁缺一个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

对一个公司来说，财务部门是不可或缺的部门。

对于国家、城市乃至是乡镇的管理也是这样，陈云就曾说过，在一个县里，宁缺一个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

税收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者

陈云是新中国税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税收思想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5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陈云的税收事业就已经开始了。

1944年新春伊始，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这是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始。

在陈云主持西北局经济工作之后，就开始着手整顿税收。

他倡导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取得，“财政方针，基本上是税收。要解决问题，一方面靠自己动手，一方面靠税收。”

并一直贯彻开源节流、多收少付、量入为出的财税思想，把税收工作提到一个较高的位。

1945年2月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讲话时说:“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在他的努力下，陕甘宁根据地的税制得到极大的统一，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

1945年9月，也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到东北后，由于形势需要,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但总是抽出部分精力过问财经工作。

1946年3月13日，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就专门提到了财经问题，他认为财经问题就是收支问题，而税收和公粮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他赞成税收的统一，认为“相当的统一是要的”。

1948年6月10日，陈云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通过一番努力，东北地区的财经形势得到控制，为东北的解放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东北的城市逐渐得到解放，为稳定税收秩序，保证财政收入，在税收政策上实行对新解放城市采取原封接收、逐步改造的方针，除了停征一些名称反动的税捐,基本上沿用旧税制。

1949年1月，东北地区在党领导的各大行政区中率先实行统一税制，从而建立了多种税互为补充、互为制约的复合税制，为稳定经济秩序、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税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税收成为人民政权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陈云从国情出发，反复强调税收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税收在我们国家收入中是第一个筹码，这是不变的”。

为什么税收在我们国家收入中是第一个筹码？在陈云看来，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

税收情况的好坏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如期成立，也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立得住，因此，陈云强调，税收任务的完成，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与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正因为税收在国家收入中具有第一筹码的地位，陈云强调，在收入方面，要按照规定的税率严守政策，应收者确实收起，堵住偷漏。

为了防止税收漏洞，陈云规定，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在税收征缴上的强硬立场和坚定原则。

税收之所以是国家收入中的第一个筹码，还因为持续稳定的税收收入是国家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曾指出：“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就这个意义上说，无视税收的权威，就是无视国家政权的权威。

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

陈云向来非常强调税收的及时性，发挥其杠杆作用。

他说，在整个收入概算中，要注意到时间性问题，收入要及时，如果要用钱的时候，钱没有按照计划收进来,结果是措手不及，别无他法，又要发票子，失去了税收的作用。

所以，税收的及时收入重要性很大，税收是现金收入，每日能收进来，回笼作用大。

因此,税收必须按时按期缴收。

陈云充分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对经济进行调节，在建国初的稳定物价斗争中，他指示“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十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征”，使投机分子措手不及，迅速稳定了物价。

建国初期，陈云还强调，一个县宁可暂缺一个组织部长，也要配备一个税务局长。

可见陈云对税收的重视。

陈云的财政工作

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陈云同志不仅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政策上作出明确的指示，同时对财政工作也十分关心和支持，许多重要问题他都亲自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来。

在工作中他一直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分析比较的优良作风；对干部十分关心，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

40年前，当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财政收入主要在城市，当时陈云很重视城市的税收工作。

他说，我们要重点抓好城市工商税收，这对克服当前财经困难，保证各方面的经费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陈云指示要统一全国工商税收。

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工商税收很乱，各个老解放区税收办法也不统一。

1949年底，财政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税务会议，统一了全国工商税收，制定了各种税法和税则。

在这个基础上﹐陈云又要求税务干部严格执行税法，“收税一定要按照税率办事，税额要符合于税率。”

为了照章办事并回答纳税人提出的问题，还要求税务干部征税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税务局编印的税收工作手册。

为了维护税收的严肃性，正确处理税务部门和纳税人的争论，陈云指出，“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

并规定两条：一是“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税务局设立的复议委员会复议，“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

二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

为了顺利地开展税收工作，陈云同志对税务机构人员配置非常重视。

据有些老同志回忆，陈云同志曾强调说，一个县宁肯暂缺一个组织部长，也要配备一个税务局长。

1950年3月，陈云在代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又明确要求要各地最好的干部去担任税务局长一职。

这对于加强税务机构建设，增强税收力量，鼓舞税务干部抓好税收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针对税务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业务素质相对较低的状况，陈云指出，“收税不但要有税率和税目，还要有细则和办法。”

陈云要求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向左右、上下学习，也就是向同行学习、向上级和下级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还要“向苏联经验学习”，同时对学习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

同时，要加强对税务干部的教育培训，根据“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

陈云指出，我们的弱点是业务知识不足。

“在业务知识方面，我们要及时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

为了弥补建国初期税务干部紧缺、素质不高的不足，陈云大胆地提出，“把旧职员招进来,给以训练”，因为“他们对业务很熟，只要在政治上教育好了，他们能做很多事”，因此陈云觉得要大胆地使用。

陈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巨大政治勇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不理解税务工作的意义，有些干部认为税务工作就是向老百姓收钱，是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有的同志把新中国的税收工作看成和国民党收税一样，因而不大愿意搞税务工作。

针对这些片面认识，陈云及时提出批评并加以解释，他指出，“所有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从全局看来，是不恰当的。”

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认识一致，才能做到行动一致。

50年代初期，陈云对于工商税收情况时时刻刻都很关注，每天都要看税务总局报送的税收日报表，随时了解和掌握税收进度。

陈云对农村税收也很关注。

建国初期，经过连年战乱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而他们又承担为巩固新生政权纳税的义务。

怎样保证既能完成税收任务而又不至于使农民感觉很困难？

陈云指出，必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

他在估算当时全国粮食产量和土产收入的基础上指出，关键是帮助把农民手中的土产品推销出去，这样农产品的收入大致和所负担的税收相适应，农民就不会感觉很困难。

否则，“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

陈云这种考虑，不仅表现出他做财经工作既能正确提出任务，又善于指出完成任务方法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也突出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强烈的群众观点，正如他所说的“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

陈云对财政制度建设和支出管理也很重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作出指示，要求大家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经费，基本由各解放区自己筹集，财政管理也不可能统一。

1950年初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军政公教人员的经费由国家统一供给，决算和预算制度亟待规范。

1950年12月，陈云代政务院起草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要求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制度。

对于财政支出管理，陈云也曾提出过许多要求。

1950年初，全国还有少数地方没有解放，战争没有结束，已经解放的地区经济要恢复，国家财政情况很困难。

当时陈云就提出，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才能办成几件大事。

他还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

陈云还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

我党和我军按照陈云这些指示安排当年支出，1950年预算执行结果，既保证了军队的需要，又照顾了地方各种必不可少的开支，年终财政赤字只有2.9亿元。

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这是很不容易的。

1950年10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财政如何保证战争的需要，是摆在我们财政工作人员面前的中心任务。

在安排1951年的财政概算时，陈云遵循“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向国家财政工作人员指出：第一保证战争﹔第二稳定国内市场﹔第三，“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

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财政收支，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又适当解决了社会文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开支，而且还拿出一部分财力搞经济建设，全年财政还有一些结余。

在和平建设时期，陈云认为，财政支出的安排必须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然后有余力才能安排基本建设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也必须优先安排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项目，实践证明，按照这个顺序安排支出，财力使用效益就好，经济发展也顺利。

在支出的管理使用上，陈云曾反复强调“厉行节约”的原则。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反对浪费，他曾经说过，国家的钱都是人民的钱，偶尔因为一些原因浪费少数的钱，尚且可以请求人民的原谅，如果是一直这么浪费下去，年年都这样浪费，人民是不能原谅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重新负责财经工作，对税收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

当时经过十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监督作用已基本丧失，组织收入职能也受到很大程度约束，中央掌握的财力严重不足，无法适应经济调整的需要。

陈云深感问题严重，他不断思考如何加强中央财力。

1983年初开始的“利改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利改税”实行后，我国的税收事业步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几近停顿的税收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形成了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新的复合税制体系。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利改税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暴露，于是1988年开始考虑了税制改革的方向———分税制改革。

此时的陈云年岁已高，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

但他仍一如既往关注中国的税收事业，关注分税制改革的进程。

1989年7月23日，陈云找姚依林谈话，姚依林提出将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分税制的设想。

陈云同意这个设想，强调应该更彻底一点，因为“中央可以救地方，地方救不了中央”。

1990年10月，李鹏看望陈云时，谈到要实行分税制，以集中一点财力时，陈云表示赞同，他说：“前几年，权力下放过多，这是目前经济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

1994年2月9日，陈云对上海领导人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陈云的治税主张是不断发展的，是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不断探索与总结，从而促进了中国税制的健康发展，使税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国家鞠躬尽瘁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对我国财政税收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陈云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他一生都在为国家的财政工作而奉献。

参考资料

《论陈云在建国初期的税收思想》湖南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