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视域看中国西北边疆治理

在11月23日召开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地区”学术研讨会上，“考古视域下的中国西北边疆治理”这一议题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

展示研究成果 丰富考古内涵

新疆地处古丝绸之路重要区段，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之地，各类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出席论坛的多位专家学者常年奔赴在天山南北，在城址、墓群、烽燧等遗存中发掘历史真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丛德新向与会者全面介绍了近十年来新疆西天山青铜时代考古的新收获与重要意义，“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发掘，及在博尔塔拉河流域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我们推断，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的时间跨度内，该流域甚至周边地方已经出现了四季转场的放牧形式，这是阿敦乔鲁考古学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特点之一。结合新疆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生、演进的历史发展样态，显示出多地交流、融合的趋势，所有这些成为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实证。”丛德新说，深化青铜时代新疆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研究，对于认识新疆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疆地区铸造以及流通使用过的钱币，如同历史年轮一般，真实、形象、具体地记录了历史上新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揭示了新疆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以新疆红钱为例，清政府在南疆实行红钱制度，一方面是尊重当地民众习用红钱的传统，另一方面有利于收缴、销毁旧钱，顺利统一货币制度，保持社会稳定。”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永生说，新疆红钱反映了清政府在新疆治理政策设计方面“因俗施治”的总原则。

在新疆文博院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看来，最新的研究、成功的实践、鲜明的观点，在论坛上交流汇聚，丰富了新疆考古的内涵，共同勾勒出新疆历史上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和谐图景，勾勒出新疆在中华文明怀抱中发展壮大的轨迹。

解读出土文献 回望精彩历史

唐代的任命书是什么模样？诉状上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论坛上，伊犁师范大学教授吕庙军给出了答案。新疆出土文献包括大量简牍、纸质文书、帛书写本及碑铭等多种珍贵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时间跨越千年。“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等官文书，是研究唐朝治理西北边疆的珍贵材料。”吕庙军说。

不久前，由青海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李亚栋和仵婷合著的《吐鲁番盆地考古发掘编号整理研究》一书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梳理了从1949年到2019年吐鲁番盆地7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葬中出土了《论语》等儒家典籍残卷，不仅为当时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的情况提供了物证，也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行之有效的文书行政。”李亚栋说。

与会专家认为，新疆出土文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它们不仅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事实，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多元文化汇集 交往交流交融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联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多年来一直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在他的发言《丝绸之路北道城镇化进程及其与中道南道之异同》中，将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勾勒了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的城镇化发展。“中央政权管理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是由在西域地区建立的一套城镇、烽燧、屯田等军政系统而实现的。”陈凌说，丝绸之路见证了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新疆文化既有多元，更有一体，这一体就是中华文化。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民族文化中心主任赵斌梳理了汉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受到的中华服饰文化影响，他的结论是：“自张骞凿通西域之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管理与统辖地位的确立，西域各族服装在保持原有民族文化元素的同时，其无论服装材料、形制种类，还是纺织技术以及纹饰色彩等方面都出现了日渐浓郁的中原服饰文化的元素，这不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西域各族服饰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也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新疆的考古成就向世界打开了一幅书写中华文明璀璨历史的卷轴。“探讨考古视域下的中国西北边疆治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于志勇说。(刘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