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延续地方记忆

（图／本报系资料照）

大学参与永续，责无旁贷。至于地方学与城乡永续的意义包罗万象，或许可以先从方志说起；说方志，当从第一本正史《史记》说起。

《史记》52万多字，跨越2500多年的历史，以人物为主，旁及思想、制度沿革以及历史脉络，已经相当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系统的基础。司马迁自述他编写《史记》，是要继承孔子编修《春秋》「拨乱世，反之正」的精神，试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区别大自然力量与人类行为，超越个别历史事件，找出变迁的通则。

《史记》确立了后世史书的体例。在此之后，《汉书》新增了〈地理志〉与〈艺文志〉；《后汉书》着墨于人物的文体著述；《三国志》则是以主题式史观，重视正统，聚焦三国的兴衰，这是陈寿贡献，南北朝裴松之增补了三倍的注释，丰富了人物等珍贵史料，也让《三国演义》的众多人名都能有根据。

撰写方志的前辈作家盛清沂在为西元1988年出版的《板桥市志》写序言时曾经指出：「作史之难，莫难于志，作志之难，莫难于乡镇市志」。原因在于文献稀少，访谈不容易。连全台人口最密集的板桥要写乡镇市志都这么难，遑论其他。

以往主要由专家进行的方志，在1998年出现打破许多传统的变化，后来出任国史馆馆长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密察教授在当年提出「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强调从民间的底层出发，鼓励由下而上、不拘形式，分别写下各自对地方的记忆或是历史见闻。

回顾过去，民间底层本来就会借由口述、甚至是书写来记载家族史以及地方事，偶而也成为方志的参考资料。但是吴密察教授提倡大家来写村史，不只把方志的历史书写从历史学者手中分享给地方人士，更重要的是解放地方史的呈现方式，不必再受限于传统的史书体例。

进一步来看，不只可以不要受限传统体例，更有积极突破传统体例的三不原则：不要史料汇编，不要类似传统的地方志；不要学院派的专着。

英国学者汤普逊强调：「通过地方史，村庄和城镇可以探索其自身变迁性质的意义」。这样的村史呼应了孔子编修《春秋》以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观精神，能思辨并探索未来方向。

大学能对永续发展做出许多贡献。以人文与社会科学系所为例，都可投入地方史的访谈与记载，而传播系所还能着重在影像化与行销，一起纪录过去与当下、更要探索如何迎向未来。（作者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历史小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