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哈耶克遇见哈耶克，经济学与自由主义如何调和
谈炯程/文 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公布时，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陷入一片错愕。出人意料的是，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分析”，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与奥地利籍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共同获得。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在写于1974年的《哈耶克与诺贝尔奖》一文中称，哈耶克的获奖，“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市场崇拜者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自创立伊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偏向那些左翼的，反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致力于以数学语言发展经济学理论，用各种精细的数理模型论证自由巿场的局限。与之相比，哈耶克却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谱中，为他所复兴的微观经济学找到了位置。
为何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竟决定向这位自由主义的不懈捍卫者献上迟来的肯定？原因或许在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遮蔽哈耶克的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诸多举措留下的政治经济遗产，在发端自1973年的一系列滞胀危机中崩解了。此后，西方各国遂开始其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变。在美国历史学者，《经济学人》编辑马克·莱文森看来，1973年是世界经济转折的一年。二战后持续了整整25年的繁荣景象，此刻已如肥皂泡般塌陷，只留下稀疏的油花。在《大转折》一书开篇，莱文森用石油危机的惨淡景象，揭开了那绵延至今的衰败的序幕。
2021年的美国电影《甘草披萨》，亦还原了石油危机爆发的一刻。1973年11月的一个夜晚，男女主人公推着汽车走在沥青路上，沿途他们寻找着加油站，却只被告知油料已尽，他们不得不一路推行，直到在筋疲力尽中迎来破晓。然而，他们身后的昨日世界，那个曾无比稳固的经济秩序，却正在开裂。今天的我们，则生活在这开裂的余音之中。于是对我们而言，如何看待哈耶克及其思想成果，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哈耶克愈发被当作一个思想符号，一个意识形态的幽灵，其思想的细节反而被匆匆掠过。
“卡珊德拉”哈耶克
作为基于第一手材料编撰的思想评传，《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以下简称《哈耶克论哈耶克》）是一部多声部的作品。哈耶克自1945年起写下的一系列自传笔记，构成了《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的主体。这些笔记勾勒出20世纪1930—1940年代，哈耶克思想于辗转欧陆与英美的行旅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对那曾浸染过青年哈耶克的紧张时代气氛，《哈耶克论哈耶克》提供了最直接的见证。不过，这些笔记的缺憾也很明显，某些时候，对不熟悉哈耶克著作的读者而言，它们只是一堆骨架。由于其思想的逻辑细节常常被留白，读者便很难跟上哈耶克的理路。故而，当这些断裂与脱节出现时，本书编者斯蒂芬·克雷斯吉与莱夫·魏纳，便将哈耶克在加州大学口述史项目支持下进行的访谈填入其中，以哈耶克本人独具特色的发声，补缀笔记文本中的空白之处。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著[美] 斯蒂芬·克雷斯吉 莱夫·魏纳 | 编党成孝 |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
《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可说是围绕着《通向奴役之路》展开的攻防战。如今，人们广泛认为《通向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代表作。1944年，这部书甫一在英国出版，便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哈耶克凭此书声名鹊起，却也因此被当时英美经济学界的主流疏远。《通向奴役之路》出版时，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方兴未艾，人们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有所成就，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在战后不断涌现，正是得益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方案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涓滴渗透。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哈耶克为《通向奴役之路》所遭受的误解与责难。只不过，彼时学者对哈耶克思想的误解程度之深，仍令人惊讶。《道中歧途》一章中的对谈近乎审判。这场对谈发生于1945年4月22日。在芝加哥大学的一场圆桌会议上，与会的美国资深经济学家，似乎都倾向于认定哈耶克是一位笃信自由放任，反对一切经济计划的古典经济学信徒。反讽之处由此产生：正如哈耶克的回应，这些规划官员“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计划，并假定有人反对所有的政府活动”。透过此种方法，他们将哈耶克的可怖预言曲解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恼人噪音。这些深度参与新政的经济学家，即使只是出于个人经验，也会有一种将美国式的“中央计划”与欧陆正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剧变区分开来的冲动，有时他们诉诸简单的美国例外论，更多时候他们会拣选出美国式计划的一部分内容，交由哈耶克检验。于是他们便开始追问，诸如调控农产品价格、修建运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企业强制缴纳员工社保之类的措施，是否也会让美国踏上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哈耶克都认为上述举措应属政府正常职能的范畴。他并没有像194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所误解的一样，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计划”与“集体主义”之类概念混为一谈。相反，这些概念在哈耶克笔下有着清晰的分野。哈耶克论述道：“集体主义是一种手段，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事情上，其他的则都是集体主义的不同样本”，之于“计划”这一概念，哈耶克同样有着严格的界定，以将那种侵入性的计划手段与政府正常职能区分开来，前者的危险在于，“提出中央计划这种方法作为取代竞争来组织生产的方式，意味着政府或某些中央机构必须完全控制资源”。后者则是黏合剂，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秩序。
而在1940年代，身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却不得不扮演一名“卡珊德拉”式的先知。他示警的声音被深深掩埋起来，直到30年后才重见天日。
在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
今日，哈耶克的影响力早已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畴。若我们仅从经济学角度考查哈耶克毕生的运思，我们所能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狭窄的切面。在《哈耶克论哈耶克》中，哈耶克提及他最初的学术旨趣，乃发生在脑科学畛域之内。1920年冬天，他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人脑的纤维束，心理学领域的求索同样贯穿他一生，以至于1952年，凭借经济学家身份蜚声世界的哈耶克，在一个学科细分日趋明显的年代，竟跨界推出了《感觉的秩序》这样一本认知哲学论著。
意识到自己已被广泛误认为是一个意识形态宣传家，哈耶克晚年的思想主题，由经济自由转向更抽象的个人自由概念。他开始研究圣西门主义者的思想，这一研究十分意外地将他导向了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学说。1955年，在重走密尔百年前在亚德里亚海两岸的壮游之路时，哈耶克受到启发。4年后，作为对密尔经典著述《论自由》的回应，《自由宪章》应运而生。
《自由宪章》[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著杨玉生 冯兴元 陈茅 |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4月
不过，不幸的是，《自由宪章》很快也和《通向奴役之路》一样被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征用。英国保守党对哈耶克此书推荐备至。1975年，在一次保守党会议上，新晋党魁撒切尔夫人高举《自由宪章》，并宣称，这本书应该成为保守党的信仰之书。哈耶克也因此被认为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之一。之于哈耶克，这几乎不啻一种讽刺。
在《自由宪章》的后记中，哈耶克坦言自己虽然并不迷信进步，但也绝非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如同在欧洲许多地方所展现的情况那样，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保守主义者拒绝接受改变，逃逸进一个个形同蜗牛壳的小型共同体之中，以拒绝承认事实与知识的方式，捍卫所谓的传统及道德。哈耶克认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
哈耶克意欲将这部《自由宪章》，置于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以显示其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及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尽管一定程度上，哈耶克的思想更接近后者，而反对前者将侵凌性的理性预设强加于人的倾向。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价值，在于相信人类个体的可能性，不单单在经济生活里，也在思想之中，这种可能性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尊严所在。人类始终拥有近乎无限的内心自由：即使身处果核之中，啜饮黑暗，我们也能将这黑暗雕凿为一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