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香港製造》（下）：美國羅斯福新政如何「經營」香港？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视为属于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能同时维护民众自由的发展模式，属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左图为1933年罗斯福签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案，右图为经过数十年蓬勃发展的1990年代英治香港。 图／维基共享

文／邝健铭（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前世今生

冷战时代是本书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国透过非国家组织渠道进行的对外援助。冷战形势固然是美国以此作为国际外交政策骨干的重要成因，但这种国际关系战略思维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为介绍美国历史学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的著作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提供更多脉络，以便理解美国对港影响，乃至「香港模式」之构成。

▌本文是邝健铭为《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撰写之导读，原题〈香港历史研究补遗——美国与香港关系的前世今生〉，前篇接续：〈导读《香港制造》（上）：带领香港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跨商」们〉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国本土便已开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现代化」发展论述，守卫「自由世界」的边界，抗衡极权力量的国际扩张。当时的国际思潮，开始视崇尚操控的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为最佳政治与社会组织模式。美国的自由论者继而认为，在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反自由的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需要开辟第三条路，以挽回舆论对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

著名犹太裔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事实上曾言，此后再无规划发展与自由放任之别，只会有规划好坏之分。在此脉络下，位处美国南方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模式被视为第三条路的示范案例。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视为属于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能同时维护民众自由的发展模式。此一模式始于一九三三年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爆发之时，属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其目标是希望透过政府机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督促与施行各种新政，以解决美国南方的社会贫穷问题。

新政内容包括：兴建水坝以治洪水与发电、推动农业发展、改善公共医疗、推广教育等。这种模式有三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当重视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视为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够提升劳工的知识乃至生产力。当中两项政策，分别是每年向近七千名河谷民众派发逾二十万本书籍，以及赞助所有运动、戏剧等社区活动；第二，为与德国、日本、苏联重视极权的国家规划模式作区别，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强调公私营合作，以实现规划愿景。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会组织皆参与其中；第三，在美国之内，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发展模式，自然会激起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权争议。

1980年代英治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图／维基共享

一般舆论认为，至少在英治时期，「香港模式」的特点，在其积极不干预政策之施行。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书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图为1965年，英治香港街景。 图／维基共享

于此，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是关键人物。他得到美国总统任命，领导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为化解争议，利连索尔积极推动地方分权，确保大学、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响规划之决策，确保规划内容着眼于本土需要。

美国经济学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后来为美国树立了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为美国输出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铺路。他认为，区分国际间「权力经济体」（power economy）与「福利经济体」（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观点，前者着力扩张军事力量，后者锐意提升民众整体生活质素。要提升民众生活质素，容许原料、资本、人口、知识之自由流动是先决条件。

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进一步描绘他眼中的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可分三步：一，提高民众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区中确立民主价值观。此三步的目的，是减低共产主义极权模式的影响力。

在此外交思维框架之下，早于一九三〇年代，美国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在中国积极推广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战期间，在一九四五年，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于多种语言在国际间刊发了逾十四万本宣扬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为宣传。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当时美国战时新闻局官员之一。二战之后，在冷战之时，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作为抗衡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这项计划主张与世界分享美国技术成果，以支援发展中地区，促进其发展。

总统杜鲁门宣扬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时，特别提到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 号召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以实行第四点计划，这和应了上述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个特点。参与的组织，包括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等，部份组织也进而成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这些组织提供的援助，包括就业培训与提供教育。

参与美国援助外交新政的组织，包括国际救援委员会、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部份组织也进而成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这些组织提供的援助，包括就业培训与提供教育。图为1997年初，一名正在进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扩建工程的工人，在屋顶上眺望维多利亚港。 图／路透社

▌《香港制造》的研究特色

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与输出世界之历史，可为本书内容作三点延伸讨论：

第一，本书不以美国为中心书写，正正可以补遗美国输出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执行细节。本书所述的香港发展经验，不无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点。例如，美国传教士得到美国资源后，便积极推动社区建设。他们建立天台学校、儿童组织、图书馆、社区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区（香港岛的卫斯理村与新界荃湾的亚斯理村便是例子）。

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组织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济香港难民过程中，上述受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号召的组织（例如国际救援委员会、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也有参与其中。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过程中，来自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都印证了上述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点。

不过，以美国为中心的角度，无法解说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输出外地之后，如何与本土连接，发挥影响力。这正是本书研究价值之所在，在此可举两点说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响了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学院成立过程为例，其建筑、图书馆馆藏资源，主要来自美国组织，而其校园用地所得，则需港英政府官员配合。于过程之中，本书人物之一、崇基领袖欧伟国是关键人物。一方面，美国组织原本无意成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从这些组织角度看，香港很快便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侵。欧伟国凭其手腕协助逆转局面。另一方面，欧伟国亦凭社会资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员支持，为崇基寻得校址。

（二）美国之影响，并不仅限于意识形态层面。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输出国际，与国际间的意识形态对垒有关。但在香港，其影响却超越了这种意识形态对垒。本书的一大主题，是深受美国影响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资源，推动了中国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两国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应湘。他年轻时曾旅美留学，美国的教育乃至建设规模，令他留下良好与深刻的印象，他为长子取Thomas Jefferson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证这一点。

胡应湘后来成为香港建筑大亨，他在中国争取高速公路发展项目，这亦成为八〇年代中国改革之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不过，项目屡遇阻力，胡应湘的对应之一，是送六位广东官员到加州，让他们感受美国高速公路之发展，分享胡应湘在三十年前于美国所感受的震撼。胡应湘特意买了一部车，亲自驾驶，带官员游览。当时广州副市长在车内写日记，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上，难有这种体验。这是共产中国面向世界、融入美国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的其中一刻。

第二，本书强调以港口城市（port city）书写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领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响与战略意义愈趋受重视。英国历史学家达尔文（John Darwin）的近着《解锁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便是探讨这一点。按达尔文的理解，全球化之义，是人、贷物、金钱、技术、观念、信仰，乃至生物（动植物与微生物）之长距离交流，而这种长距离交流正是透过港口城市进行，全球连结由此而生。

《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强调以港口城市（port city）书写全球史之必要。图为英国王室拥有的不列颠尼亚号游艇（Brittania）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出发。 图／路透社

《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原书的副题，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语。作者在序章这样说：「不以香港为中心，香港独特的历史经验，乃至从香港往外辐射、与国际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难被还原。梳理香港民众在历史中的能动性（historical agency）痕迹，不但有助我们理解持续殖民主义之下的经济演化与经验，且亦能帮助我们探究中美之间巨大商业与教育网络的起源。」

本书末章更比较历史中的港口城市热内亚（Genoa）与香港。两者的共通点，在其改变地区形势的能动性。作者如此总结：「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与热内亚经验有可比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及至美国与中苏角力之时，美国透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1948-1951）、占领日本（1949-1952）、布雷顿森林协定扩张势力，推动全球贸易与金融发展。对香港而言，这些发展为未来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香港当时从属于英帝国而非华盛顿，无法自动受惠于美国援助或得到美国保护。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时，美国与联合国实施对华贸易禁运，英属香港的传统转口港经济受到影响，恰如在十四世纪时热内亚贸易受挫一样。香港亦如热内亚一般，拥有其他资产与优势。在其传统贸易崩溃之前，英属香港的优势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识、资本、网络；第二，数以万计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劳动力。这种优势的结果，是香港工业急速发展，以及向美国市场靠拢。这是热内亚投向西班牙的亚洲版本。」

第三，本书重新检视「香港模式」。一般舆论认为，至少在英治时期，「香港模式」的特点，在其积极不干预政策之施行。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书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这种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发展模式与以极权为手段的规划经济模式之间，另辟第三条路。这种第三条路的实现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组织之协力。于香港脉络之中，跨商的能动性，是此一第三条路能够接连本土的重要助力。至于为何在香港历史记忆之中，这段历程被淡忘，则是有趣课题。

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质主义与务实主义，能够有助解释为何上述历史不受公众与学者重视。书中观点应会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这段跨太平洋历史少为人知，我认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响，知识之生产被诉诸于先入为主之见，能够被用以佐证观点的档案与记忆却被埋藏。再者，香港学校少有教授本土历史，且大部份中国研究学者基于『大中原心态』（傅葆石语），甚少注意香港。第二，这些策略来自一小撮精英，其规模透过教育扩张。亦因此，跨商策略渐成『常识』（common sense），香港人进而视留学于美国为理所当然之目标，这点在『新浪潮』电影显而易见。」

「第三，跨太平洋网络与策略经常引致移民，本书所论人物之后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这段历史之记忆因而被四处分散。第四，经济急速转变、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触发香港文化与身份之大变，跨商策略变得更为复杂多变。简单举例说，在一九八〇与一九九〇年代，美国社会资本之累积备受重视，但此后，寻得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等护照也成为一时风潮。我会指出，这段历史已植根于今天公众记忆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视一己为国际公民，其来有自。针对跨商策略之分析，是为解构『常识』，还原早期已被遗忘的策略视野之原貌。」

《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其实也是以香港为中心、重新书写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与国际关系属一体两面之经典。往后在香港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之中，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毕竟，从跨域视野书写地方故事，有其必要与价值。

《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其实也是以香港为中心、重新书写太平洋史之著作。图为1998年，香港国泰航空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之后，飞过民宅上空。 图／美联社

《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

作者： 韩墨松（Peter E. Hamilton）

译者： 邝健铭

出版社：季风带文化

出版日期：2024/02/07

内容简介：《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以香港为中心，重写跨太平洋史。本书主要述说两点：第一，二战后香港的社会发展，受美国莫大影响。在二战之后，香港社会已然透过「美国化」方式，于英殖时代展开「非正式解殖」进程；第二，对于二战后的全球政经体系之发展，香港角色亦至为关键。美国前沿商业知识之传播与应用、跨国生产供应链之重置，乃至中美关系之建立与稳固，皆得到来自香港之推力。香港此一角色却多被论者忽略。香港角色关键，源于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分别为香港的「跨商策略」，以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经需要。《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是结合本土政经发展与国际关系、难得一见的研究力作，是以跨域视野回望地方故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