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爱国者」在香港为何如此特别？

文／黄奕霖

继大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及「爱国者治港」三大标准后，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政协会议（简称两会）再就香港选制进行改革，可谓具体替「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定调。但究竟何谓「爱国者」？不仅泛民乃至所有香港人十分关切，台湾同样充满质疑。

在港澳办明确爱国者的三大标准之后，大陆全国人大决议又就香港政制进行修改，除确立「爱国者治港」的核心概念，增强了北京治港的安全系数外，反对派的政治空间预料也将因此收窄。对此局面，除「一国两制已死」的呼声再度甚嚣尘上，台湾对「爱国者」的要求同样充满批评与不解。

于香港选制草案通过的当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便嘲讽北京推行的「爱国者治港」是「爱党者治港」，不分蓝绿的政党人物也纷纷发出「一国两制」因此已死的感叹；连立场偏蓝的媒体都撰文批评北京将港人「专制」与「民主」的诘问，颠倒成「爱国」与「背叛」的清算，并认为所谓的「爱国者」，不过是区隔异己的欺人词藻，以「忠诚」作为判断标准，连共产党自身都无法做到。

当治港的爱国者是少数成为现实

要求香港的从政者必须「爱国」，竟能让舆论如此哗然，甚至因此认定「一国两制已死」；似乎除了北京之外，所有人都将香港从政者「不需要爱国」视为理所当然，是「一国两制」之下的合法权利，这当然是对「一国两制」彻底错误的理解。

不论「爱国者」将如何定义，许多香港人心中都必然充斥着不满与惶恐。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雨伞抗争、反修例风波之后，反对派对北京中央有着解不开的心结，更遑论要求他们「爱国」；惶恐的则是，对反对派日后是否还能在政坛中存续存在疑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将以何种方式和条件存续。

有声音认为，一旦「爱国者」政策落实，治港将成为少数被特许者的专利。爱国确实是从政者的基本必要条件，而在香港之所以被解读为「专利」，正是由于他的「少数」。治港的「爱国者」竟然是少数，这正突显了香港的长久以来的问题所在，为何大家都会认为香港由多数「不爱国」的人来治理，才是正常的事？

这就跟许多被误用已久的错别字一般，错字用习惯了，忽然被纠正反而感到不习惯，「爱国者治港」也是同一个道理。换成任何一个地方或国家，众人不会对要求从政者爱国感到奇怪，但若是香港，情况似乎就变得格外「特殊」。

管治阶层被要求爱国 很奇怪吗？

放眼世界各国，任何地区及体制，从政者其实很少「被要求」爱国，因为爱国几乎是个基本条件，根本不须特别要求，政治人物自己便会不断强调，深怕选民质疑其「不够爱国」；放诸四海，也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场域的焦点，竟总在辩论能不能「不要爱国」。

以香港反对派最钦羡的台湾为例，两岸虽在「中国」定义上各有各的解读，国家认同亦十分混乱，但每逢选举，各政党无不高举「拥护中华民国」的旗帜，表达最深切的爱国情怀；即便是对「中华民国」最为感冒的绿营人士，也不敢宣称自己「不热爱中华民国」。而不论何种立场的民意代表和高阶首长，于就任时同样要根据《宣誓条例》誓言「恪遵宪法，效忠国家」，而那个「国家」，自然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定义。

在西方国家亦同，美国对所有公职人员都有「爱国者」的要求，明确规范从政者须宣誓效忠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并且以「负面列举」的方式，排除任何支持推翻美国宪制和政府，或参与相关活动者，得以在美国政府内任职。英国对于公职人员甚至有效忠王室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不同体制中细节规范虽有差异，但对于从政者的「爱国」要求都大同小异，而爱国的具体实践，则表现在对「宪法」的尊重，在香港同样如此。

「爱国不爱党」的迷思

不论是民主或专制，都会对从政者爱国有所要求，也都要回到对宪制的尊重去检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中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其实便已说明了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党」与「国」之间的关系本就是难以区隔的。

而《中国宪法》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第159条也写得清楚明白：「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此可知，「一国两制」本质上是北京授权香港地方管理权，从而维持原本的生活形态与制度，既然陆港间是明确的上下从属关系，香港的权利是源自于《中国宪法》，对宪法「不得损害国家制度」的要求，自然也难置身于事外。

香港对「爱国」的敏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因素，北京当然也一清二楚，因此即便是面对从政者，至多是要求在「尊重共产党领导」及「不意图挑战主权」的底线下，希望港人对国家更多认识与维护。其方式与手段或许拙劣也欠缺成效，但是并不能否认北京对香港的「爱国」标准相对宽容许多，但港人依旧「不太领情」的事实。

香港反对派最大的盲点，是在于将「爱国」与「民主」形塑为难以兼容两个名词，似乎为了要追求「民主」，就不可能爱「专制」的共产党，甚至出现「只需要爱港，不需要爱国（党）」的论调，以表现其高风亮节姿态。这两者其实本来不相斥，然而反对派将「追求民主」扭曲为「推翻体制、脱离中央」的工具和手段时，民主与爱国才开始产生矛盾。

香港的「爱国」标准并不特别

香港对「爱国」的恐惧及北京的相对宽松，被部分反对派视为钻漏洞的「政治卖点」，因此激进本土派能于立法会宣誓时高呼「HK is not China」、高举港英时期的旗帜，甚或前往外国呼吁「制裁中国」，只为了满足支持者的某些「期待」与「想像」，这些在其他地区都是难以被容忍，也不可能出现的。

邓小平曾说过：「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港人骂共产党，甚至说自己「不爱中国」为时已久，北京也未剧烈干涉，但其言行能否达到危害国家的程度？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没有人能勉强港人「热爱祖国」，但不爱与危害间有明确的分野，其实大多数人心里清楚其界线，只是在北京长久以来的放任下，某些政客开始刻意模糊「爱国」的标准，才渐渐出现「争取民主、批评中央是否就是不爱国」等争论。而政客们喜于滥用混淆这个「模糊」，北京所做的，也不过是将大家心照不宣的部分明文定义，将原本没说清楚的话说清楚。

北京应该明白的是，表面制度的完善，解决不了人心背离问题。但事实上，香港的「爱国」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复杂，它未比其他地方更加严苛。而部分台港人士对现行宪政体制缺乏尊重，而是憧憬于「虚幻的国度」，特定政党又以此虚幻博取民意支持，归根结柢，这又属于「爱党」还是「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