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香港可鉴 两岸莫到「谈无可谈」

文/泉野郭雪筠

先讲一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郑庄公是郑国国君,他有个弟弟叫共叔段。郑庄公的母亲偏疼共叔段,不喜欢郑庄公,肆无忌惮地为小儿子争城池、争财富、争利益。郑庄公对这情况非常隐忍,要什么都给,提什么条件都答应。而后共叔段认为郑庄公软弱可欺,于是就密谋发动叛乱,取而代之,郑庄公迅速平定了叛乱。

这则两千多年前的故事,像极了香港主权回归至今的真实历程。九七前后,香港是大陆仰望的对象,是「会下金蛋的鹅」,代表着现代、文明与法治,邓小平承诺回归之后「马照跑、舞照跳」,香港维持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以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后,香港经过24年的「一国两制」实践,从和平抗议走到暴力化抗争,认为「反修例」可以让北京放软态度。那时国际高度瞩目,香港更有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已让中国自顾不暇,不会冒着「得罪整个西方」的风险压制香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年后陆续提出「港版国安法」、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不敢得罪整个西方」?现在大家也看到了答案。这个局面,于香港是一种反思,对恐惧于「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台湾,更是最血淋淋的教训

香港应有的反思

面对今次的现实,很多没有密切追踪香港事态变化的人(包含中国大陆内部)都多有疑惑:香港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站在北京立场人会说,因为那些反中乱港的人,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而站在香港立场的人则会说,因为河水犯了井水,因为北京违背了邓小平当年「一国两制」设计的原意,特首因为不是港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普选就是假普选。

确实,香港过去24 年里经历的种种,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以至于土地问题、住房问题等问题愈发的积重难返,这一次北京在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将「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放在了正文第一条。至于北京,也的确难辞其咎,以为香港回归了就万事大吉了,一直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对香港真正了解、真正投入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等香港发生数次大规模抗议、民情一下子爆发,才发现过去积累了这么多问题,又得强硬介入。

在香港年轻一代集体爆发愤怒情绪的「反修例运动」后,北京出手,更高压地整治香港─这是外界(包含香港)对当前情况的解释。然而早在数年前,北京在香港问题上就有发布文件,而认为「跟我没关系」的香港,并未多加关注。2014年6月10日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而其中最为核心的第五部分,对于厘清香港问题的几个基本问题做了系统性阐释,包括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和《基本法》所共同构成的香港宪制秩序、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正是在这一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并对全面管制权和高度自治权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说明。

紧随其后到来的,便是「雨伞运动」,反对派透过占领中环要求北京收回「8.31」政改框架,民主派最终在次年的立法会上,离奇否决了这一政改方案,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高权力机关之决定被地方否决的首例。

香港回归以来最接近双普选目标的进程戛然而止。谁该为这一结果负责?在北京看来,香港的历史转折点无疑是反对派给耽误了,反对派应该负最主要责任,中央政改五部曲这条路一直在,随时可以重启以继续把路修完,关键在于香港怎么选;而在反对派和不少港人看来,「8.31」政改框架所规范的双普选,

距离港人所希冀的「真普选」相去甚远,不要也罢,方案被否决不仅无关乎谁负责任的问题,反倒是一场难得的胜利。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官员、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在第二天的晚宴前,张德江与部分立法会议员会面,进行闭门交流,其中包括当时的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4名泛民议员。这是香港九七回归后中共最高层首次与泛民会面。会面后,刘慧卿谈到,「很明显,他(张德江)在听。我们想看到会面之后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变化的发生,人们在当下往往不会发现,某天才会突然明白。2017年,时值香港回归20周年和新任特首就职,习近平访问香港时的讲话,今天回过头来看,才会发现是一个关键点。习近平引用一句粤语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劝告港人,机遇转瞬即逝,要因时因势而变,香港才能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也才能继续扮演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试验场关键角色

可以明显发现,北京(包含习近平本人)确实曾经期望香港政府能引领香港,与北京达成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自治」。但是一方面香港政府并不熟悉中共的政治,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对中国大陆的体制从来都抗拒,这种抗拒在过去十多年更扩大为「拒绝了解,全然抵触」。

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最终彻底改变了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不信任的种子就此埋下,并随着反修例风波的持续动荡生根发芽。在那之后的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涉港部分对于香港究竟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顶层设计,骆惠宁夏宝龙先后高配中联办、港澳办形成的「夏骆新局」,中联办发言人制度的重启,以及两办针对香港问题的积极发声表态,都不难看出北京已经彻底转变治港思路

随后到来的港版国安法和今次中国两会上重点审议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已经全部由北京主导,港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甚微,香港除了一些意见领袖持续在西方媒体上表态之外,一片安静。民间自嘲「死猪不怕开水烫」,而「最支持香港」的欧美还在疫情和疫苗战中忙碌,除了美国有小部分动作之外,西方从未真正制裁北京。

香港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局面?在北京,不乏对香港有些了解、有些情怀的学者感叹,香港对局面完全误判,认为全体民意反抗,甚至「绑」上西方,可以让北京有所忌惮;但没发现今日形势,早已不同于二十多年前。而在香港,仍然认为这都是北京高压的问题,2019年不过是「拚死的最后反抗」。

双方一直各说各话,香港政要更认为「反正都是北京决定」,乐于领高薪听命令,香港人则在怨愤与无奈中持续对西方媒体诉苦。

台湾该看到的血泪教训

当前的台湾,与之前的香港,非常相似。其一,理性缺失,对于中国大陆官方的各种表态第一时间抗拒并且拒绝了解;其二,虽承认中国大陆崛起,但心底里仍认为(或期望)就是纸老虎,中国大陆内部问题繁多,不会冒着得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风险去压制自己;其三,之前香港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保护香港的一道保护伞,若无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大陆会损失惨重,外资会全面撤离。如今台湾也认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若没有台积电的晶片,中国大陆会完蛋。

认为中国大陆问题多,不会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去压制自己,这是对北京政府的不了解,外加对国际政治仍有些美好想像;认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就跟之前的「晶片换疫苗」一样,认为当前优势仅剩下台积电了便紧抓着不放,把商业营利、两岸经贸与台湾安全这三种议题全混在一起。一股脑寄托于三十多年前就创立的台积电,更是对台湾这三十年发展的最大否定。而在面对北京时以这种小情绪看待,认为跺跺脚、骂骂人就可以解决问题,更是如同过去的香港一样。

拒绝一国两制,口号人人会喊,两大关键少有人谈(或是根本不想面对)。第一个关键,北京的思路是什么?透过从2014年到现在的香港经验,可以看出北京一度想「放软」,但香港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理想的状态,是假的。而后在抗议中冲撞了北京的底线,中共这才全面收紧,北京认为「必须强硬介入」的底线是什么?

显然,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蔡政府,知道北京的底线是台独,以及「亲美拒中」。前者台湾从没有「主动做」的意愿,但后者的尺度,在两岸毫无信任的情况下,台湾拿捏不准、也并非台湾可以决定─这使得很多时候台湾认为自己没有挑衅,在中国大陆眼中却处处针对。稍有不慎,就会使两岸踏入危局,这点蔡政府也有所察觉。

从新上任的大陆委员会主委邱太三之近日发言可以看出,蔡政府已经发现当前的风险,所以邱太三连续提出两岸该恢复交流、落实各种两岸协议等正向态度。这就连到第二个关键问题,民进党政府要用哪种方式使两岸「稍微」化冰?哪些是可以和北京谈的,哪些步骤可以先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香港当初认为北京的普选方案是假的,于是全面否定;而台湾现在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谈都不用谈。民进党政府将香港话题利用到极致,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划上等号,在台湾全面执政、占据道德高地,而后现在单方面希望两岸双方可以提出一个「没有一个中国前提、也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要想两岸交流又不想认一中,要想两岸经贸又必须站队美国,就如同昔日香港想「脱离北京,完全自决」一样,现实中不会有这么美好的理想情况。

民进党政府有众多高级幕僚与国安团队,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且对于国际政治的冷暖也有所感。可叹的是,一方面知道,为了台湾未来的安全,必须与中国大陆展开政治谈话,也需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所表态;另一方面,巨大的政治利益与权钱诱惑,反正中国也得忙着中美贸易战,两岸这种不讨好的难题能拖就拖,拖不了再说,就这样摇摇摆摆。

这与昔日的香港泛民一模一样,「应该不会怎么样」、「反正中国还在忙着应付美国」、「到时候国际会看到香港」。拒不面对,一拖数年,而世界局势每天都在改变,中国不会永远是当前的中国,美国也不会永远是现在的美国。最终,连谈都没得谈。而两岸,是否会拖到某一日,中国放上台面与美国谈判,谈完之后两国自行决定,台湾才惊觉一切已成定局,「谈无可谈」?在双方各说各话多年后,会否最终使得台湾社会,也只能在日复一日对西方媒体诉苦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