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习近平壁画两岸统一的两阶段讨论
▲中共十九大顺利落幕。（图／本报资料照／记者宋良义摄）
【文/黄俊杰】
众所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九大）落幕后，台湾内部急于争辩，十九大政治报告究竟有无「对台统一时间表」。对「答案为否」的一派而言，是台湾面临「统一问题」暂且「逃此一劫」的喘息机会，能继续安然度日；对「答案为是」的一群，则是料见习近平任何有关两岸谈话，都将影响接下来北京对台统一的布局内容，成为「锚定」两岸统一的阶段性进程。显然，在问题上，台湾不该深陷「有或无」的辩驳，而低估习近平治下对两岸统一安排的决心，必须回归「多与少」、「快与慢」的现实讨论。
重新解读十九大政治报告对台内容
依循中共政治报告具有的「承上启下」的历史惯性，能够解释习近平如何总结过去的治理经验，以及策划未来的权威指导，尤其必须要正视十九大在中共发展历程的极高重要性。有别于江泽民与胡锦涛在以往的政治报告中，皆以「五年为一代」进行检讨，习近平首次以「新时代」的政治符码，揭示中共正在面临「历史交汇期」，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还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拉开序幕，同时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结果。
对台湾而言，十九大政治报告涉台内容不该以「字数」或「篇幅」衡量轻重，而是需要更全面，且细致地诠释习近平对于两岸关系的谈话精神与结构安排。如今，习近平不再如同往届中共领导人对台问题持被动的态度，而是已经理解自身实力越强、两岸差距越悬殊，必然有更多筹码主动将台湾前途锁入中国大陆发展之中，捆绑成「两岸命运共同体」，并且更有能力排除任何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干扰因素，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进一步言，习近平对台明显有着「高阶战略－中层战术－基础战技」的多层次策略布局，借以系统地推进两岸统一的发展进程。
从「战略原则」观之，习近平对台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此一不变基础，契合习为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定力」的自信、意志与精神。回顾中共十三大以来政治报告的涉台论述内容均可发现，「和平统一」始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与基本方针，一方面对内压制「武力统一」的左倾路线，另一方面，确保对外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不让两岸发生武力冲突转变为其他国家能够强制介入干预的借口。同时，一国两制也是对台划出「赛局边界」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过渡性安排，关键在于「一国」是谈判底线，不容台湾讨价还价的空间。
其次，以「战术指导」判断，习近平既对台湾民众温情喊话，也警告有意「破坏两岸和平现状」的「麻烦制造者」不该挑战中共底线，保持对台「两手策略」。习近平特别强化了对于「台独」处理方式的主动性，从态度上的反对，走向彰显「有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台独」的决心，并以陈述「六个任何」的强势作风，以杜绝「台独」伺机而动的操作空间。由此观之，习设定的两岸战术，犹如《马太福音》所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
最后，在「战技运用」上，中共对台系统会以更细致的方法处理台湾事务。另一方面，相关惠台政策与执行，预料也将会全方位覆盖台湾民众需求，符合扩大两岸之「融合发展」的战术要求，以提供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与生活的必要协助。从近期针对专属台生适用的奖学金政策、入学门槛放宽，以及开放国有企业实习机会等，都是过去未曾有的政策优惠。有鉴于此，未来可以想见还会有更多独厚台湾的礼包，企图创造台人赴陆发展，从「涓涓细流」集结成「滚滚洪潮」的繁荣景象。
习的历史责任与民族情怀
深植于习近平红色DNA 之中，一向将台湾回归中国大陆视为历史必然，也是习对于自身作为第五代中共领导人的使命与挑战。如同习近平2013年与萧万长会面时曾提到两岸政治问题「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显示习对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止于内心呓语，而在更多时候表现出光阴不待的急迫感。又如，习近平过去屡次对台谈话，无论对象为何，都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准配备，像极毛泽东曾言，阶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不懈精神。
自十九大后「习思想」定于中共党内一尊，参照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内政治理果断明快之决策风格，同时也表现在国际交往的对外策略，更多的自信奠基于中国大陆国家实力日益增长，逐渐由过去不愿正面承认存在「北京共识」，转向积极对外宣传所谓「中国方案」，以一种外延性更强的诉求来面对全球权力体系的变化。所以，现阶段处理美中台战略三角格局下的两岸关系，习近平似乎表现出了更为从容的态度，以进一步设定符合中国大陆自身需求的节奏，缓缓将台湾收入口袋中。
尤其，这般强烈欲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层情绪，多发于中国大陆受西方列强欺凌与认知国际秩序不公的反抗意识，换言之，也是「历史悲情」与「现实不满」的交互作用，框构出一套属于「中国特色」的认识基础，反映出对西方价值观的怀疑，及其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各种流弊。对此，无论对外宣传或对内论述，习近平都开始建构能够彰显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复兴」使命感。只不过，习近平深知两岸统一无法即刻到位，而是需要以堆积木方式，层层筑牢，以防任何时候出现地动山摇的反向逆袭，也因此让台湾暂且能作为两岸历史发展进程的「特例」。
至于台湾如何成为「特例」？习近平似乎对于台湾怀有着「爱到最高点，心中有低标」之感，所谓低标须满足台湾只要「不独立」的必要条件，愿意回归中国，其余一切都能谈。在习近平的政治语境中，其所想的是「统一」而非「统治」台湾，差别在于统一是为求完成历史任务，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这也使得台湾无法持续作为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历史特例」，但能满足台湾特殊性的次一阶「政治特例」，赋予台湾更多自由发展机会。
谋求两岸统一的两阶段论
根据习近平设定的发展两阶段论，以2020年至2035年为第一阶段，2035年至2049年为第二阶段，如果两岸统一是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就不该还有人能轻易否定且脱口而出「谁说的」，或者是存在着「打开天窗说谎话」的自欺行为。参照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库普昌（Charles A. Kupchan）所着的《敌人如何成为朋友》（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一书，其讨论的「稳定和平」阶段论，两岸已从初始「单方让步」与「互惠式克制」，逐渐迈入「社会整合」的深水区，接着还要进入「型塑新的共同认同」最后阶段。
或许有人会质疑，认为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后卸职，还是未定之天，何以斩钉截铁直言两岸未来走向。据此，必须理解习近平并不像江泽民与胡锦涛那般弱势，尤其在十九大后「习核心」已然形成，其地位「追毛赶邓」毋庸置疑，甚至有比肩毛泽东之感。习对于中国大陆乃至两岸关系，无论二十大在位与否，都足以影响至少数十年发展。所以，台湾任何时候都不该低估习近平处理两岸问题的主动性与意志力。
按照2020年至2035年，习近平设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两岸将会由「互惠式克制」与「社会整合」，替「型塑新的共同认同」打下基础。在中国大陆实力雄起的大势之下，更利于北京采取孤立策略，限缩台湾国际空间，逼得台湾不得不接受「中国方案」。如果台湾届时选择坐上两岸谈判桌，那么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所提「军事互信机制」、「两岸和平协议」等统一前的过渡性安排，或许能够卷土重来，成为台湾能为自己争取更优于任何事项都是「被决定」的机遇期。
再者，虽然十九大未提两岸「融合发展」，但内容与精神确实雷同，特别是各项惠台措施不断公布，为更多台湾人提供西进发展的机会，透过时间的潜移默化，能改变的不会只有目前这一代台湾人，还应能够延续到下一代，从2035年走向2049 年，达成由「社会整合」迈入「型塑新的共同认同」阶段。以此时序为设定，如前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曾评论，习近平心中确实存有两岸统一时间表，并说「虽然时间很遥远，但32 年在中国漫长历史中不过是沧海一粟」。
值得台湾借鉴的是，当年北京针对「香港回归」的时间设定自1982年中英启动谈判开始，同样以15 年为跨度，最终在1997年完成回归。
当然，台湾与香港不能完全等同类比，但可以深究思考的是，若北京对台湾同样采取一国两制安排，那么台湾必须首先认识，一国两制并非刚性制度，而是精神原则，是属主张在「一国原则」指导下的管理模式，因此一国两制或许在「港、台」存在两种版本，端视台湾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与北京讨价还价和交易，创造最适合台湾利益的「奈许均衡」（Nash equilibrium）。
台湾如何自处的再思考
十九大对于台湾问题，表面上看似「轻轻举起」，实则「重重放下」，甚至「掷地有声」。尤其十九大政治报告属于纲领性文件，在搭好骨架后，定调接下来对台如何统一说法，会是从模糊到清晰、逐步填补血肉的过程。习近平不仅要让台湾民众听见，也要让台湾政府惊醒，甚至向全世界说，台湾发展终究离不开中国大陆。台湾政府必须对中国大陆已然崛起的政治现实有所正视，算算手中还有多少筹码能够拖延缓冲，着实不该再虚度任何能与对岸谈判的机会。
其实，台湾也应该思考，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对手，以及如何用更开放的心态来认识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阶段，避免落入「史楚普效应」（Stroop Effect），让情绪性反应来干扰理智判断，深陷「一中」符码之苦，而不能看清自身所处的客观位置与条件限制。若中国大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已经改变既有的权力秩序，强大到没有其他国家能轻易撼动其地位，那么台湾作为中国大陆历史与情感都无法割舍的「核心利益」，又有多少挑战者能肆无忌惮地从中作梗？
更具体来说，习近平以「两个十五年」为方案，严格划定了两阶段发展进程，故最迟在2035年的关键节点前，两岸关系必然有所变化，台湾如何把握仅剩不足20年的倒数时光，梳理清楚自身定位，作为台湾未来转型的契机。特别是代表台湾各级民意的政治家们，如何先寻求台湾内部共识，免于不断陷入内耗的恶性循环，摆脱自利且投机的短视目光，型塑台湾人民真正能感受长治久安的发展愿景，才是该负起的政治责任与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