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千帆：放开高考户籍限制有多难
人物档案
张千帆，著名学者，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1989年12月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8月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2010年，张千帆向教育部递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呼吁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此后，一些家长也向有关部门投书，希望能够在当地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动者，张千帆一直高度关注城市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法规政策咨询。
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可能吗
中国青年报：有一份非京籍家长撰写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于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于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证明，房屋产权证或者居住证等。您认可这个建议吗？
张千帆：他们主要针对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车有房，也是纳税人，除了户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样。这一报告的出发点是政策可行性，因为如果没有限制，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参加高考，给北京经济社会和教育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一开始设立标准是有必要的，但标准是什么还可以讨论。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在北京有没有房子、车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户籍居民也没有自己的车和房子。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标准是受教育者的学籍，看他是否读完完整的高中学历，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科体系，孩子回到户籍地不能适应当地高考。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参加高考吗？
张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说明白之后，大多数北京人能接受外来随迁子女。孩子不随迁，就会面临孩子和家长分居两地的留守状况，对孩子心理和成长带来影响。
中国青年报：现在呼吁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家长大多属于北京的中产阶层，那么农民工的孩子怎么办？
张千帆：农民工的工资也要扣税，他们也是纳税人。不论缴多少税，他们为北京市做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学业，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但考虑到可行性，有时候，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个权衡。有些家长的诉求是正当的，就要维护其教育权利和基本利益。在步骤上，可以逐步推开，逐渐让更多人受益，只要方向是正确的，高考改革的阳光一样可以照亮农民工的孩子。
一些地方的放开政策不可持续
中国青年报：目前打破户籍壁垒通过买房会有一些松动，像天津市某些区县，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拿到蓝印户口，子女高考升学享受直辖市的待遇，您怎么看待天津市的这种户籍放开政策？
张千帆：这种放开也是暂时的，全国很多省区市，像陕西、海南、新疆等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地方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就靠优惠政策吸引人。但等以后相对饱和，政策还会紧缩，不可能持续下去。
中国青年报：这种行为合法吗？
张千帆：这种做法没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难界定合法与否。一个城市在开放初期会采取放开政策，以吸引人才。但一段时间后，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就会重新回到老路上来。最近出台的一些地方政策，就是在往加剧歧视的方向走。比如，报考一些城市政府公务员都要求有当地户口，这是进行收缩的排外政策。随着就业压力加大，排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高考移民是现有格局下很自然的现象，因为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对不同地区的考生设立了悬殊的录取标准，怎么可能不产生高考移民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机会、追求幸福、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不能怪高考移民，只能怪不公平的招生体制。既然政策本身存在空子，就肯定会有很多人钻空子。
中国青年报：其实很多随迁子女并不是想要户籍，他们只是想获得高考权利，但现在却陷入一个没有户籍就没有高考权利的怪圈。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怪圈？
张千帆：户籍改革是很难的，这么多年都说要改，形式上可能是改了，但户籍捆绑的实际利益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户籍放开后确实会产生许多实际问题，加剧城市的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甚至推高房价。但是，能不能在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呢？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只要在全国实行统一录取标准，高考移民问题马上解决——到哪里考试都是一样的录取机会，还“移民”干什么？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每个省(区、市)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会不一样？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张千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几十年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城市为中心。985、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这些省市的部属大学虽然直属中央，但也受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影响。比如，北京大学在北京市，享受了北京市给予的很多优惠，自然会对当地考生有所照顾。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全国各地的大学基本如此。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各地照顾本地考生的力度也不一样。比如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人口多、高校少，吸纳本地考生能力低。
中国青年报：现在这种地域差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张千帆：从招生指标分配比例上看，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招生本地化现象稍有控制。但考察很多知名院校，他们的招生名额和比例大多没有变化。问题在于，过去招生虽然不平等，但因为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还有基本统一的录取标准，实现平等还是可能的。现在实行“分省命题”，统一标准不存在，根本没法实现招生平等。
中国青年报：对于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拒绝高考事件，您有什么看法？
张千帆：实际上，高考只是一个手段，只是为录取提供一个标准，也未必是惟一的标准，考试方式也可以变化。其实南科大可以有自己的考试，自己出题改卷子；北大、清华、复旦，任何一个学校理论上都可以设计自己的卷子，但是不论什么卷子，必须对全国考生统一。2002年前，全国高考是统一的(上海例外)，但是，同一所学校对不同地区考生的录取标准不一样。2002年之后，半数省市逐渐实行“分省命题”，连考卷都不一样，标准更不可能统一。
现在看来，分省命题只是掩盖歧视的“烟雾弹”。录取的北京考生分数低、山东考生分数高，那也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是北京考卷难、山东考卷容易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笔糊涂账。计划经济破产了，计划教育却仍在继续。计划经济的时候实行粮票、油票、肉票，后来实行市场经济取消了；大学招生指标就相当于教育领域的“粮票”，改革30年却雷打不动。
中国青年报：1987年，上海开始自主命题，可以说是自主命题的先行者。您认为，上海的这种自主命题有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张千帆：说是搞“多元化”，数理化、英语、中文语法能有什么“地方特色”？现在一谈统一考试就“谈虎色变”，其实统考有什么可怕？如果全国统一命题的话，可以成立由各地一流专家组成的命题委员会，保证统一命题的质量，至少要比许多地方命题的质量高。美国不也有统一考试吗？我们都知道SAT，但是美国大学录取确实不把考试成绩当做惟一因子，社会实践、老师推荐信等都可以作为参考标准。但放在中国就行不通了，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很多人不太重视社会声誉，至少目前还不得不“以考分论英雄”，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可以改革高考制度，可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命题质量。如果集中全国最好的老师命题，肯定高于一个省的命题质量，并且也有利于接受公众监督。各省自主命题容易造成暗箱操作，背后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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