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驻德大使史明德:中欧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倒退没有出路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面对后疫情时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欧、中德关系能否继续行稳致远?就此问题,人民网专访了前驻德国、奥地利大使,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会长史明德。他认为,全球化使我们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合作才能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以下为专访实录。
人民网: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您曾长期在德国工作,并于2012年至2019年担任驻德国大使,可谓见证了中德关系的发展与变迁。您在德国任职期间曾经历了哪些两国关系发展上的重大事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史明德:47年的外交生涯中,我主要是与德国和欧洲打交道。在德国学习、生活、工作,加起来有28年,还曾在奥地利当了两年大使。可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外交生涯是担任了两年驻奥地利大使和六年半驻德国大使。
21世纪以来,中德关系进入了发展最快、最务实、也是最深入的阶段。双方关系一下子上了三个台阶:2004年,两国宣布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双方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4年,双方又将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史明德大使接受人民网专访。人民网记者 张悦 摄
我担任驻德大使期间经历了两国关系高规格、高水平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中德两国领导人频繁交流与互访方面。仅在我担任驻德大使期间,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就达14次之多,为双方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国还建立了总理级别的政府磋商机制。在我担任驻德大使的六年半中,两国政府进行了四次磋商,建立了四个新的对话机制,即高级别财经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人文交流对话和高级别安全对话。
其次,两国经贸关系也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中国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投资模式实现以德国对华单向投资为主,向现在双向投资持续扩大。中国目前有3000多家企业在德投资。从投资质量上讲,两国在工业4.0对接、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数字化合作、无人驾驶等领域都展开了新的合作。经济贸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态势,奠定了整个中德关系的物质基础。
第三,双方人员往来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在德国的留学生数量超过5万人,居德国外国留学生之首,占德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0%。至2016年底,两国已建立91对友好省州(市),500多对大学研究所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我担任大使期间能亲身经历、见证这些进程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人民网:您认为中德两国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多领域合作,共同为新形势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史明德:新冠疫情对整个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包括中德关系,都造成了重大冲击,改变了很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也使国际社会对世界今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中国始终认为,全球化使各国的利益相互融合。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经济、卫生问题是无法靠单一国家解决的,所以大家必须要携手合作。但是,美国政府却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政策。以前,整个国际社会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如“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都强调加强合作与协调。非常遗憾的是,今年疫情本应更加增强合作,但一些国家却深受单边主义严重影响,各自为政。
中德关系被两国领导人定位为“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更加凸显了中德两国在国际和地区提升地位与影响力的必要性。越是在疫情严峻和蔓延的形势下,双方越应加强合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包括中欧面临重要的选择。我们需要更多的多边主义,还是更多的单边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是更多的国际协调?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共赢,还是更多的对抗、冲突、摩擦?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贸易,还是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关乎世界未来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中国与欧洲未来的自身发展,也事关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和选择。我们不需要冷战,冷战意味着零和游戏,结果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我们不需要一个分裂的世界,全球化使我们成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合作我们才能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018年12月,史明德大使(左二)在机场迎接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疫情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欧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首先,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只能适得其反。第二,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加强彼此合作,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保持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机会主义,维护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权威和正常运转,是我们共同的职责所在。第三,当前自由贸易体系受到严重挑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制裁日益成为相互施压的主要手段。中欧应当更加明确地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推进世贸组织的改革。第四,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美国退出气变条约是严重的倒退。中欧不仅要坚持履行条约义务,而且要大力推进国际务实合作。第五,坚持和平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遵守伊核协议,政治解决朝核问题、中东问题,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欧在坚持多边主义、特别是共同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推进气候变化合作等全球治理领域的理念增多,合作愿望和需求上升,共同利益扩大。
人民网: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增长,为重振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对德国企业也是利好消息。路透社最近指出,许多德国企业计划在中国扩大建设新工厂,从而搭乘中国经济最先从疫情中复苏的快车。您对此有何评价?对正在谈判中的中欧投资协定,您有何期待?
史明德:今年9月14日,习近平主席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视频会晤。中德欧领导人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定重点领域,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疫情对中国和德国各自经济以及相互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中德两国是世界上对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也是两个最先实现复工复产和恢复贸易与人员往来的国家。在世界汽车市场大幅萎缩的背景下,中国2020年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德系汽车每月以两位数的速度实现销售增长。
2019年2月,即将离任的史明德大使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辞行。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德两国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交流频率甚至超过疫情之前。两国互相帮助,共同倡导国际合作,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工作,为国际社会抗疫合作注入了稳定力量。中德两国政府、地方、机构和个人第一时间向对方捐助抗疫物资,支持对方国家抗击疫情。
目前,中德各领域合作正在加快恢复。为支持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德建立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累计安排14架次包机,为2600余名德方复工人员及家属返华创造了条件。
近期,双边贸易已明显呈现趋稳向好的势头。据德方统计,德国6月对华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0.2%和15.4%。中国连续四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今后,中欧、中德关系有望更上一层楼。
今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再次和默克尔总理通话指出,中方愿同欧方就下阶段中欧重大议程继续密切沟通,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推进中欧环境和气候、数字对话机制建设,打造中欧绿色伙伴、数字伙伴,为新形势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欧投资协定释放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
人民网:中德、中欧在全球治理理念上有很多一致或相近之处,但是今年以来德国和欧洲也提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您对此如何看待?
史明德:虽然中欧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欧之间的摩擦、竞争也同时在上升。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带来更多的挑战还是更多的机遇?
另外,由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越来越高,必然导致中欧之间的同质竞争。以前我们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下游,与欧洲的互补性很强。现在我们从中下位置向中上位置发展,欧洲必然能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巨大竞争压力。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是从竞争中寻找合作,还是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压制对方的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们一直支持欧洲的一体化,支持欧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上的一极。一个多元、多极化的世界有利于稳定,所以我们反对单边主义。在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上,中欧有很多共同点。中欧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合作的全局和大方向,突出合作的共同点,开拓合作的新领域,妥善地处理存在的分歧,实事求是地认识彼此。
中欧、中德双方并没有把对方都看成是敌人。中国改革开放42年以来,欧洲也是最重要的受益者。例如中国是德系汽车最重要的市场,西门子在中国有将近100个合资企业。中国的发展为德国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人民网:面对民粹主义抬头、疫情反弹、英国“脱欧”等状况,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
史明德:德国外交政策有四大定位:一是推动欧洲一体化;二是坚持跨大西洋联盟;三是妥善处理对俄罗斯的关系;四是在价值和利益平衡中重视对华关系。德国吸取了历史教训,将自身发展寓于欧洲发展之中,坚持德法轴心,带动北欧、荷兰、奥地利,从而更好地实现德国的意图。今年下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默克尔宣布欧盟的三大任务为控制疫情、推动欧洲一体化、统一对华政策和立场。
德国无论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欧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愿意在欧盟发挥领导作用,但又担心被孤立。因此,德国对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欧洲其他国家希望看到德国多出力、多出钱,但基于历史原因,对德国一家做大又心有余悸,始终持有怀疑态度。
内政问题是德国最大的困扰:首先要消除东西德经济和社会的差距。德国统一已30多年,东西德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消除,心理隔阂仍然巨大。二是难民问题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社会、宗教、恐怖袭击等问题此起彼伏,长期困扰着人们,助长了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三是政党生态碎片化。传统政党大幅萎缩,新兴政党日益壮大。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下降。四是疫情日益严重,经济复苏迟缓。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难以就疫情控制措施达成一致,控制疫情和反控制措施尖锐对立。
明年德国将步入大选之年,加之默克尔总理不会再谋求连任,其内政外交政策中不确定因素会有所增加。
人民网:美国对盟友在多领域施压,先从德国撤军,后又阻挠“北溪-2”项目,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陷入低谷。而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即将明了之际,欧洲多国领导人就纷纷发表贺电祝贺拜登胜选。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期待与拜登展开更多合作,德美两国的友谊必不可少。您如何看待德美关系发生的变化及影响?
史明德:美国重视欧洲和德国,并将其纳入和使之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是美国对欧和对德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二战以来没有变化,今后也不会变化。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分别占领德国,两个德国分属两大军事和经济阵营。两德在外交、军事、安全上完全依赖美苏,毫无主权可谈,这就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两德统一后,德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才开始有了主权和自主的意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德国始终把跨大西洋关系视为德国外交的基石。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提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洲和德国的主权和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特朗普打压和制裁德国,进一步激发了德国认为美国靠不住和要靠自己掌握命运的决心。
2019年2月,史明德大使辞行拜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德国各界对拜登当选充满了期待,期待着德美关系重归于好,甚至不惜打“中国牌”向拜登示好。但是也有人指出,德美关系不会再回到奥巴马时期了。德美、欧美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是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的竞争,以及国防开支和北溪2线等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能弥合。
欧洲和德国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可以预计,欧洲和德国在意识形态和经贸方面会跟美国有更多协调。但是,它们不可能舍弃在中国的巨大利益,也愿意和中国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如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随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结束和签署,双方能够有共识按照新的协定来行事。
人民网:您于今年8月当选为新一任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会长。您的履新感受如何?未来在推动公共外交发展、促进中德人民友谊方面有什么计划?
史明德:中国德国友好协会成立于1992年,王殊大使是首任会长,我是第二任会长。中德友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全国性的国别社团,其基本宗旨是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和理解,牢固两国之间的民意基础。我出任中的友协会长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未来的工作和努力方向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在对德民间交往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对德民间交流大平台。我们要以本次换届大会为契机,重新整合、盘活全国对德民间交流资源,牢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协助全国对外友协开展对德国友好组织、友好人士的工作,利用各位理事的独特资源和人脉关系,丰富民间外交内涵。二是在对德公共外交中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对外发声。让更多的德国民众了解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德政治家、民间团体和智库互访,举办介绍中国国情、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的研讨会。重点推动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活动。三是在对德城市外交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德地方交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目前,中德间有99对友好城市,中德地方政府在抗疫国际合作中相互支援,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德友协还将进一步吸纳中德两国各种友好合作与交往资源,聚集对德交往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