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观察习近平时代 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图/路透社)

文/牛泪

自习近平上任五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领域都在解构重构,原来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可能突然被关上闸门,一些原本成为历史的东西在强势回归,一些在政治、经济或外交等领域曾经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物和观测方式突然「失灵」,这是人们五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普遍感受,很多人对此都备感困惑。

事实上,困惑还不止于此。因为各方面的变化在同时发生,很多人还掉进了某个单独事件或特定领域的陷阱。而抽离事外者,又困惑于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驱动,极难全面透视其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无法对这些庞杂的现象进行系统性归纳整理,也就无法得出一个既可以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又服膺于客观事实的准确结论

就以最近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热点新闻来说:为什么孙政才是以突然「消失」方式离开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同样是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为什么五年前薄熙来被免职时举世皆惊,很多人都将之视为一个影响深远而严重的政治事件,而现在,孙政才被免职并立案审查,大家认为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事情

为什么,从栗战书刘云山,从官媒喉舌到各封疆大吏在不断地为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宣传造势,「最高领袖」、「最高统帅」等称呼在从官媒喉舌上消失多年后又重回中共官方话语体系;而与此同时,对于海外舆论场关于「习近平思想」的卖命鼓吹,中共却始终严防死守不让进入国内,大陆某些官方理论刊物推出的「习近平思想」文章也被要求删除。

为什么虚拟专用网路(VPN)突然被严厉查禁,很多互联网平台接连被勒令关停整顿?

为什么会发生刘晓波事件、郭文贵事件?为什么一个明显在信口开河的郭文贵,居然引发了如此巨大的舆论效应?为什么从「明天系」的肖建华到安邦保险的吴小晖,再到大连万达王健林,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商界大老,突然一个接一个倒楣,而且在同一时间纷纷进行产业或投资结构的方向性调整?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同时发生?这些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还是说有什么内在本质联系?它们反映出中国政治社会,当然也包括互联网、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所能想像到的其他所有领域—就像共产党领导人所强调的那样,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中共党的领导下正发生着什么事情?

吊诡的是,当你试图用原有的分析框架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就已经掉进了一个四壁挂满奖章的陷阱。你曾经用熟悉的分析框架得出过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结论令你自负;但在今天,如果囿于原有分析框架,就会发现自己得出的结论,要么是碎片式,要么毫无说服力,要么和现实差距万里。

所以,与其一开始就将视野集中在这些具体领域,还不如先从这些现象抽离,更为宏观地从历史维度了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由于中国是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设计使得党的最高领导人具有决定几乎一切重大事务的终极权力,因而,从习近平入手,似乎是了解这些变化的最快速路径。

我记得还在2012年十八大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多维新闻就洞见到可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了中国即将进入「习近平时代」的形势研判,并提出了按照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三代划分的观点。我在当时亦从习近平「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论断推演,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并指出习近平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未来三十年时间。从网上回溯历史也可以发现,其实早在2016年10 月下旬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推出「习近平核心」之前,多维新闻就已在2015年3月1日的社论《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时代必然》中提出了「习近平核心」的概念。

这些概念的提出,曾经让多维饱受批评。有不少受制于过往历史经验的批评者认为严重高估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不过就是另一个江泽民胡锦涛,甚至可能连江胡的权威都不如;一些自由派批评人士更是将多维的分析研判称为「阿谀奉承」。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短视和洞见的差别罢了。这些变化,以及当初的这些争论,或许就是很多人在今天仍然看不懂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现象的本质,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终极驱动因素

2017年6月21日,来自中美两国的顶级智库专家学者,由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林毅夫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以及十九大之后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对话,期间与会专家对中国问题的激烈讨论,也验证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正发生的各种剧烈变化的不解,以及绝大多数观察者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应该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测量当下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

为这场对话致闭幕词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首席顾问、同时也是多维新闻总策划的于品海先生,在对话即将结束时对现场参会中美专家的一段「训诫」,或许具有观察当今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于品海先生在过去十几年一直参与中美双边对话,并且密切关注着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外界对这些变化的各种讨论。他表示说,过去十几年的中美对话改变显著,因为原来双方有很多误解,或者是对于中国如何表现或是政治决策如何运作缺乏了解。但是在最近几年,他认为这情况又在死灰复燃。

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是过去30多年,外界通常是透过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来了解中国,这是因为邓小平30 多年前开始推动的政策,人们都开始习惯这件事,已经习惯于用对邓的观察分析来分析中国发生的事情。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这种观察是有效的。因为从广义上说,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可以归入到邓小平时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邓小平理论适应与后来事实变化的调整或补充,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共理论体系的主体构成,在江、胡执政时期,都是邓小平路线的延续,所以在当时,用对邓的观察分析来研判,基本上就算不是太准,也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但在近几年,习近平建构起相当不同的结构,中国如何演进的轨迹在发生改变,中国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时代,但是人们还没有习惯,还没有看到这种时代变化已内在成为本质,依旧用邓时代的方法论测量中国。在美国智库及学界,依旧有不少人用「邓时代」或「后邓时代」来研判,这就必然会判断错误,甚至陷入迷茫。

再进一步说,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还发生在国际社会,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因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而发生改变,而习近平正是这场范式转移的领导者与推动者,所以对于中国相关的国际问题的观察,也不能忽视了这个因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因为身处在这个时代,「身在此山中」的视野限制,或是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让他们无法感知变化发生,或是已经感知了也不愿承认。所以,如果说观察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个方法论,那么这个方法论,就必须要以一个正确的认识论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