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中国正再次进入「核心」时代

图、文／多维新闻

在四天的闭门会议后，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于10月27日闭幕，并发布会议公报。这是中共首次以公报的形式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他在第一个任期将届满时，以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改革发展路线。这巩固了习近平在中国这时代的核心政治领袖地位。

四年之前，谁都没有想到习近平能用雷霆手段整饬中国社会的腐败毒瘤，包括中国民众，也没预料到习近平要用如此的勇气与细致的规划来推动中国更大一轮的改革。中共体系内已有相当的共识，对新一轮的改革所涉及领域的深度和力度，都将超越三十多年前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

在今天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公开谈论习近平，也正在形成更广泛的改革共识。四年前，外界并未意识到中国需要大改革的迫切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人，不停抱怨官员的贪腐与乱作为、经济发展失衡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直到习近平上任后，通过中共党内的几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梳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线，以及坚定的反腐和改革实际推进，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大陆再次迎来政治领袖与核心领导者的历史时期。

很多人在拿习近平与毛泽东与邓小平纵向比较，也会拿俄罗斯的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作横向比对。当然，无论中国国内外，也有不少人并不完全认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认为习近平的「强硬」不仅会得罪内部掌管各类权力的官僚体系，会让中国的发展更危险，他们甚至认为这将会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绝大都不愿意正视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持续的经济危机、民主政治蜕变为政客表演舞台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混乱。

对中共政权体系运作依然认识模糊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六中全会的主题为何以「党内生活」「党内监督」等为主。但观察习近平执政后召开的三中、四中及五中全会，就会明白，六中全会的党内改革议题，是习近平改革路线图中一块非常重要的拼板。

当然，六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深远见识也将伴随着他设计并且推行的改革，清晰地展现。在特别强调「统一思想，齐心协力」的中共来看，六中全会是其执政重心调整方向的重点，即转向加速推进三年前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图。在此时间点上，中共「核心」的概念自然被清晰确认。

习近平的「遵义会议」

即便在一两年前，中共体制内依旧有许多人质疑中国为什么需要再次大改革？为什么要折腾自己？其中既有回避问题的人，也有确实不理解的人，这些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获得很大成就，的确存在着因改革出现的问题，但不至于调整甚至否定原来的工作和路线。如今，观察国际与中国国内的两个不同环境，质疑「中国大陆需要再次大改革」的声音，已走入窘途。

中国期盼复兴，首先要承认今天所面临相当严重的危机与发展环境。国际上，全球格局毫无疑问地正进行深刻调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权力转移的中心。而另一方面，世界局势再次陷入不确定当中，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博弈日趋紧张，恐怖主义阴云不散。而美国遏制甚或敌视中国的态势越加显露。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具挑战的国际环境。在内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既让改革遗留问题日益变得不可忍受，又积累一系列新的问题，还有新疆、西藏分裂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也变得空前严峻。整个国家进入了矛盾显现期，亦决定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整合力量。

习近平在2012年接班后所面临的困境，不比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的严峻政治形势好多少，危机的来源几乎都在党内。这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何在上任四年内先提出改革路线图，再涉及影响执政与社会稳定的依法治国，又确立以供给面为基调的经济调整新方向，直至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确认。如果这四年没有进行反腐和深化改革，今天的中国大陆是否会比之前更好？可以想像，中国可能艰难地维持发展势头，但中共与人民的关系，肯定会遭遇更危险的挑战。

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无论是反腐整党，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还是引发外界争议的各类治理与管控等，其目的是清理中国最迫切与明显的发展矛盾。前人有言：「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不把自家屋内的污秽和影响改革的壁垒清理掉，不能有效地统筹改革的舆论，又如何更好地推动改革？这种改革逻辑一直是中国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经过四年严厉的反腐，习近平和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王岐山已经掌握了主导权，持续不断的党内整风也让近9,000万中共党员中产生初步效果。六中全会不单单是为了清除身体里的「病毒」，更是党内自身重构的开始。按照中共的逻辑，大病之后要开始有系统地养好身子，有方法地强身健体，以防旧病复发。当然，六中全会也是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至为关键的承接。

习与毛邓的不同之处

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处在一个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大变革的时代之中。但与毛邓相比，习近平所承受的内部危机截然不同，但也赋予他复兴中国的莫大机遇。更为显著的是，毛邓时代都是在探索与试验中寻找中国发展的路线，习近平应该相当清楚中国应该走向哪里，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和路径。不必再度进行可能带来沉重代价的试验。

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是中国政治经验的总结。在如今和平发展与财富快速增加的年代，中共却遭遇「打天下」时都未曾有的党内危局。贪婪与腐化正吞噬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精神与物质成果，整个人心党心军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已溃不成军，极度涣散。就军队而言，因腐败而被撤的将军比战争时期多近百倍；被审判与调查的省部级高官甚至是三十年前的总和。

习近平上任后，以强硬的，积极有为的执政风格来应对贪腐问题。他曾在内部会议上强调，「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王岐山则多次公开回应，反腐败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但这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反腐只是手段，目的是深化改革，民族复兴。在习近平看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也正是通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反腐斗争，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原则。

在2013年正式推出大改革策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期，习近平清晰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他的这番表态，被中共党内冠之以「两个不能否定」。但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习近平讲述这番话的另一个重要讯息是在告诉外界，他区别于毛邓所代表的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是，不再需要大胆地探索与尝试中国该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又该采取何种发展模式。

直到今天，可能更多人才会突然明确，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公布的中国改革路线图并不是政治表态，而是全面的实践。路线图中最核心的改革目标，即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中共之前一直强调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无疑是更进一步、更高层级的规划，也是其他现代化的保证与基础。当然，也解决了中共执政合法性争议的关键。

作为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从小就在中共核心政权所在地的中南海大院中长大，耳濡目染，也亲身经历不少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在中共官场30多年的完整履历，又历经中国近几十年来各个重要变革时期。因此他能吸取并总结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的探索，也因此有许多评论他的执政风格既像毛又像邓。如果习近平不清楚中国的道路在哪里，该怎么走？那无疑对他和中国而言都是失败的，也就不会成就他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让他明白中国的方向。在很多公开的报导与讲话中可看出他致力挖掘和寻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这说明他能够主导一场革新中共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大变革。只是，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还未到给予历史评价的时刻，或许未来外界才能理解习近平所带来的巨大价值。

经过四年的执政，外界对习近平从不解，再到观望与惊讶。西方很多国家的政要甚至被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所吸引，称他为「像毛泽东或是邓小平」「领导力前所未有」「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在近期披露的维基解密中，有望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私下称赞习近平优秀、老练，深谙世事，明白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希拉蕊并认为习近平能在中共党内和军中迅速巩固权力，推行一系列改革，这是一件好事。

重新认识「核心」真义

2016年初，在一个由20多名高层官员组成的会议上，提出中共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核心」一词，正式重回中共政治话语体系。此后，媒体掀起一股「习核心」旋风，诸多地方大员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还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号召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核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

然而，部分外媒与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表达不解，甚至不满，质疑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核心，核心是否代表集权等。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共体系当时并没有正式回应此事，更加没有系统的阐述。除去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外，外界对中共核心概念的真正认识，以及今天的「核心」与毛邓时代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等，或许都未充分了解。

在研究政治比较学的学者看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开发中国家，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为什么要一边集中国家权力维持一党执政，一边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更好地保障民众权利？在他们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模式」。这也是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通行模式。相反，许多开发中国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在工业化阶段同时开放国民和国家权力，结果导致政治混乱，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选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和动乱的政治危机。

对另外一些历史政治学者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成为「核心」的历史说明，核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钦定的，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淬炼中形成的。在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产生，都与当时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和严峻挑战密不可分。也只有这样的政治领袖才能掌控好中国的局势，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这四年来，习近平也遵循这样的轨迹，去挑战和平时期的巨大危机，并试图抓住复兴国家的机会。

同时，习近平所处的时代，核心的含义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方政治的认知体系里，对「核心」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化的偏执，一听到类似「核心」的说法，就意味着某个「皇帝」即将诞生。然而核心论对中国来说，它和皇帝完全是两回事。「核心」的概念，在中共政治逻辑里，是要去除帝王式的权力意义，为现代民主体制提供前提；核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甚至代表一种共识政治，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体，确保集体的团结与向心力。

对此，加拿大籍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即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或在探讨实施「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第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

习近平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权力观，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敬畏权力」，权力的顶层设计，以及如何监督掌权者等。这应该是在告知外界，今天中国的最高层级领导人，并非追求绝对权力。在习近平看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他所需要的是权力集中统一的有效性、高效性，以此达到改革政令的畅通性，资源的集中性。

无论外界如何解读中国以核心的概念来推动大改革，今天中国的确正因应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积极有为」的参与全球治理，并努力成为世界的核心力量。

中国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确立之后，没有党内最高职务的邓小平更多是充当「总设计师」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具体执行则落在前后几任中共领导人身上。目前的习近平，身兼改革设计者与具体执行人，他所担负的重重责任，在中共历史上也前所未有。习近平能否成就一番大作为，还有待不断展现自己的领导能力，才能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