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一座人文的山
周末连假时期，即使是步行需要三天以上的登山行程同样也是人满为患，山屋和营地不堪负荷，未申请而擅入者亦为常态。摄于新云棱山庄。（奇光出版提供）
登一座人文的山（奇光出版提供）
我们的登山文化一直以来都有着小众的特色，一个原因是战后受严格管制的山地使得人民亲近不易，另一个原因是早年交通、装备、资讯上面的限制。然而，小众的优势就在于社团成员关系紧密、向心力高，且大家皆分享同样的兴趣，对于登山安全来说最为关键的教育即可用师徒制的方式传承下去，甚至在此之外拓展文教活动。放眼现在，登山社团没落了、传承式的教育也断绝了，导致民众大多无缘接触前辈的故事和经验，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断层。取而代之的新势力，则是自组队伍和商业登山服务业者，前者的问题是经常出现登山新手遇难的憾事，后者的问题一是不受政府管辖，二是品质良莠不齐。虽然从登山风气上仍能见到国家公园入园数量逐年增长，但欣欣向荣的背后，藏的却是普遍缺乏教育的民众，往往化为山难的未爆弹而不自知。究竟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
登山文化的分水岭
我认为二○○一年社团申请制的解除，是台湾登山文化的分水岭。二○○一年十二月之前，由于政府的山区管理规范，攀爬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为社团申请制，必须由领有「高山向导证」的人员带领，所以可以想像，当时还没有像是现今自组团和商业团的区分。然而根据资料显示，一九八○年起即有营业性社团出现，这类游走于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之间的经营者收钱替客户代办手续、带领登山行程而不平摊费用。换言之商业行为一直都在，只是从表面看上去都是协会而已。随后以山区观光为主轴的一波波开放之下，国防部与内政部于是修法，除了大幅解除郊山区域的管制，也顺势取消了高山申请制度，自此自组队和商业团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而各大协会则随着申请制遭到废除，在岳界逐渐失去往昔的地位和主导权，迈入高龄化和边缘化的阶段。
终止申请制本身用意良善，但社团体系中长年运行的传承式登山教育跟着走上了末路，只怕是当初没人能预见的恶果。其后政府也未配合登山产业发展和户外教育缺失制定配套措施，埋下了日后诸多问题的远因，诸如山难频传、不合理的向导认证制度、商业团乱象，以及最极端的反作用力：《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按照现今的观光法规，登山健行系属于旅行服务的一种，当由登记立案的旅行社承揽业务方为合法，但旅游和户外活动本质上差异甚大，不符实务所需，迫使部分业者以「靠行」方式与旅行社合作，而过时的规范甚至偶尔还成了同业彼此攻击的把柄。
由于目前尚且缺乏清楚的法规定义，我将以个人经验解释区分自组队、商业团和协会的方法：盈利与否和队员组成。
首先，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去爬山，是建立于友谊或亲情的基础上，费用分担的合理性可透过协议轻易达成，甚至主办人往往只收些大宗费用（接驳车、公粮等），其余则由个人概括承受。然而随着社群网站和通讯软体兴起，却吹起了网路征求陌生人组队的风潮，也就是所谓的「网路自组队」或只求凑人数的「共乘团」。这种崭新型态的队伍，即使费用采平均分摊，却容易因为成员彼此不信任、主办人规画不周、个体观念差异等，使得队伍安全的变数极高，一旦出了事故，复杂的责任归属问题只能诉诸法律解决。夸张一点来说，若改编俚语为「网路自组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大概就能稍稍明白问题所在；相反的，假如是商业团主办的行程，队员彼此不识就不太重要──因为行政、后勤、风险管理之责，皆落在专业向导和团队的身上。剩下的疑虑，就是他们真正的专业程度如何。
将时光快转到二○二○年三月后，也就是国际新冠肺炎开始肆虐之时，台湾却正在经历史上最高的一波户外休闲浪潮。从交通便利的已开发地带，到必须健行数日才能抵达的高山景点，皆有程度不一的环境破坏新闻传出，不只令各地主管机关疲于奔命，也为社会大众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台湾人的素质，似乎不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人潮冲击自然环境
从北到南，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庞大的游憩人潮涌入山林，冲击了自然环境，也冲击了过时的山林管理体制。路途遥远的「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以往光是驾车都是个挑战，现在竟传出一日游访客过量，逼得部落居民整日忙于捡拾垃圾的消息。位于台东的著名高山景点嘉明湖，也因为无总量管制的替代路线「戒茂斯」爆红，再加上协作业者便利的伙食和搭帐服务，竟使得妹池附近出现游客排队领餐的「帐篷城」。
再看看合欢山（小溪营地）、太平山、特富野、霞喀罗、加罗湖、松萝湖、剑龙棱、眠月线等地，访客超量产生的问题又有什么不同？国家公园靠着总量管制和严格执法负隅苦守，却阻止不了准备不足的民众转而选择「一日单攻」，更别说是园区以外的国有林地了。
平心而论，这一波浪潮是个意外，与「山林解禁」政策的关联有限。正常的情况下，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数量应是逐年增加，但二○二○～二一年的疫情扼杀了出国旅游的选项，再加上暑假本来就是旺季，使得游客有如海啸一般往各观光景点打去。随之而来的乱象，除了凸显国民素质不佳，更揭开政府长年漠视户外活动体制发展的真相──从戒严起算，轮番执政的两党乃至于其余小党，皆不甚在乎这个议题，甚至可以说是不愿蹚这滩浑水。为什么二○二○年的美国SpaceX正在计划殖民火星，台湾却依然没有一个户外活动的主管机关？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民缺乏「户外文化」。少了精神层面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制度面又该怎么跟得上人民的意志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登山健行族群走向缺乏内涵的观光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台湾人只有海鲜文化，而没有岛屿子民应有的海洋文化。
如果要了解为何台湾的户外文化失落至斯，我们可将目光望向世界上的户外大国，其中一个范例就是美国。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认为自然遗产是重要的休闲资源之一。虽说早期的殖民者多半是出于必要才前往户外空间，且清教徒律法也不鼓励这类娱乐，人们依然会在由工作衍生的活动中找乐子，例如打猎、钓鱼、射击比赛、赛马等。十九世纪中期，更出现一波「健硕基督教运动」（muscular Christianity），结合宗教教义和锻炼体魄，使得民众更加愿意从事户外活动。其后，在二十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余波之中，随着工时逐渐降低，铁路、汽船的引入和汽车大量生产，经济大萧条前迎来了一波户外活动的高度发展期。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数以百万计的役男、役女返国重拾正常生活，催生战后婴儿潮之余，也刺激了户外活动的发展。由于汽车、道路的品质提升、燃油变得便宜、工时缩短等因素，中低收入阶层也终于能走向户外。尔后上述的因素不断循环发酵，让美国的户外活动在一九六○年代迎来一波大爆发。另一个因素是早期广为流传的浪漫主义思潮，例如卢梭、拜伦、库柏的著作等，使得大众逐渐认同自然的蛮荒状态和原始生活方式有其价值。其后美国的超验论者，如爱默生、缪尔、着有《湖滨散记》的梭罗，更相信神性存于自然之中，因此认为荒野的价值正是保存了文明。受此思潮影响，美国人民和政府益发重视户外休闲的需求，国家公园系统于焉诞生，即便是主要功能为林业的美国林务署，也没有忽视人民休闲娱乐的权利。
和美国相比，台湾要等到一九二六年日本平定全岛的原住民族之后，才开始发展山区的游憩活动。然而，因为官方始终不放松戒备，入山管制严格，山林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极为遥远。国民党政府来台后，考虑山域掌控不易，亦采取同样的山地管制规范，民众必须通过社团申请才能进入。一直到一九七二年「百岳俱乐部」成立，乃至为配合发展观光事业，山地管制区才逐步放宽限制。
说起来或许有点难以相信，攀登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自由，要等到二○○一年高山向导证制度的取消，才正式还给人民。二○一九年的「山林解禁」政策，则是历代一系列开放措施的集大成之作，自此登山者自负安全责任，政府也不再基于保护心态而禁止民众登山。分析台美两地的户外活动史，不难发现美国是由自由走向管理，台湾却是从管制走向开放；前者由民意主导发展，后者却是政府限制发展，形成的户外文化也截然不同。从一开始，美国人即视户外为游憩场域，大众化甚早，直至近代因环境不堪负荷，才启动规画与管理措施；台湾则恰恰相反，由日本、国民政府接力主导的山地管制，严重限缩山林的游憩功能，使得民众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日益疏远，徒助长了排斥与恐惧情绪。
早期台湾先民害怕具出草习俗的原住民族，让山域成为了孕育恐惧的温床，辅以民俗传说中的山魈、魔神仔等，至今仍寄附于民众的想像之中，构成一道精神上的无形障碍。再加上台湾的山域地形普遍山高谷深、腹地难寻，气候造就植被茂密、天气变化迅速，地质造成坡面易于崩塌，在其中行动具有先天的困难度。若非经过公路、步道、指标系统的适当人为开发，确实也让一般人难以亲近。战后的登山者能利用深入山区的林道缩短步程，但当时的活动从事者跟大众相比只是少数。后来诸多林道因政策转变，走上毁弃的命运，然而前辈开辟的成熟路径和登山产业的兴起，就成为了降低活动门槛的主要推手。
全面检视户外资源
即便登山界前辈披荆斩棘创下功绩无数，终究只是山岳协会和大学登山社体系内的小众文化。随着这类组织逐渐消亡，也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人是文化的载体，台湾社会缺乏影响美国民众至深的历史文化思潮，且一旦传承式教育的薪火断绝，硕果仅存的登山文化将无以为继。战后的学术踏查专家杨南郡为一九九九年第二次出版的《丹大札记》作序时，即在里面直言：
近几年来，对台湾的山岳界来说，登山运动已经出现瓶颈，五岳三尖固然是陈年旧事，完成百岳也不再是众所瞩目的大事。同时，为了确保登顶的成功，大家似乎只热中于重复既有的登山路线，因而丧失了昔日拓山时代的骨气。…
当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国外登山的趋势，由学生组成的队伍，往往也肩负了学术调查的使命。例如喜马拉雅山区的登山活动，当登峰队员努力于攻顶的同时，在基地营的队友也习不暇暖地进行天文、气候、地理、植物、动物、原住民文化等的种种调查研究。…
一旦突破登山运动的瓶颈，便会发现海阔天空，到处都是值得一探的处女地带。…
确实，就他自己以前于在台美国单位工作的经历来说，也是因为美国同侪非常喜爱户外活动，加上可以取得美国塞拉俱乐部的月刊，所以才去报名了人生首个高山行程，造就了一位思想上领先时代的的登山者。但为何美国人有这样的强烈倾向呢？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民间健行组织就形成了独特的户外文化，即使在动荡不安、经济崩溃的年代中也依然坚持着要走入户外。他们认为健行的意义有二：敬仰上帝，并使人们的心灵、勇气和爱真正得到再生。只是不知道如果杨南郡见到现在大学登山社的困境，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放眼未来，自学为主的社会大众势必会塑造新的文化。如果政府与社会继续以不愠不火的态度面对户外教育，也不推动纳入国教和相关商业体系之中，未来发展实足可虑。现在是大众化后塑造户外文化的过渡期，也是政府应正视户外游憩活动，从管制转向妥善管理与超前部署的良机。
美国国会于一九五八年授意内政部成立户外休闲资源审查委员会（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s Review Commission，ORRRC），即是台湾可借镜的好例子。这个跨部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包括确立人民对户外休闲的需求、确立国家可用的游憩资源，并提出对应的政策与计划，以满足当时及未来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议会赋予委员会的目标，不仅只是提出当下的需求与改善计划，而是需评估未来半世纪（直到二○○○年）的发展趋势与需求。此委员会促成的里程碑，可见于其后一九六五年成立的水土保育基金（Land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d）、一九六四年的荒野保护体系（Wilderness Preservation System）、一九六八年的国家自然与风景河流系统（National Wild and Scenic Rivers System）、一九六八年的国家步道系统（National Trails System），皆是值得我国学习的优良范例。
疫情总有一天会减缓，但我认为即使在峰值出现之后，只会看到短暂的下滑。按照国际发展，山林游憩资源的需求量只会有增无减──与其坐视自然环境因庞大的游憩压力而持续劣化，不如督促中央政府成立类似的跨部会委员会，重新检视全国范围内的户外资源，并提出具备永续精神的提案，保障台湾的未来子孙依旧能够获得美好的自然体验之外，也藉政策拨乱反正，留给台湾新户外文化一块肥沃的土地。（本文精摘自《登一座人文的山》一书，奇光出版提供）